爱思想｜何与怀：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

　　 （一）罗孚逝世：曾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5月2日凌晨,罗孚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许多人也许都有同感：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最终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罗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长子罗海星带我到他家。临近“九七”时，罗孚夫妇、海星及其子女离开香港移民美国，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又先后重回香港，刚刚定居下来（海星子女则在美继续求学）。见面之后，我便回悉尼，带回罗老赠我的两部书：《丝韦随笔》和《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罗孚由夫人和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这次我得以仔细端详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悉尼文友习惯称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当时《澳洲新报》总经理吴承欢先生，陪同他们，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澳京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罗老和生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其后我在香港见过罗老几次。最后一次见到罗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访，然后出来一起吃饭，那天除了罗孚夫人吴秀圣女士和儿媳周蜜蜜女士，还有他们两对内地亲友夫妇。出门前，罗老被小心地给穿好外套、围上颈巾，扶上轮椅，由女佣推着，到餐厅后吃饭也需要女佣帮助。他整个时间都不说话，但似乎也在留心听着我们说什么。最令我感动的，他还在送给我的《北京十年》扉页上签了字，字迹很小，可见眼睛还好。但饭尚未吃完，他似乎已经睡去，又由女佣先行推回家。我望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思绪万千，一阵感慨。我不由得还想起他的长子——已于2010年1月14日凌晨病逝的罗海星。当时罗老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二）“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见识梁羽生、金庸的伯乐

　　 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2003年10月那次悉尼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老则始终执后辈之礼。这很让外人大惑不解，该知道罗老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他们两人这种关系要追朔到1949年夏天。当时，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用真名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1952年2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1941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内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于1952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

　　 也正是罗孚，催生了新式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成了轰动一时的大热事件。罗孚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写武侠小说而且一举成名？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罗孚看到梁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发表后大受欢迎，又找上梁推荐的同事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此种体裁的基础。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异想天开”，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有金庸、梁羽生。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他也以罗孚式幽默在《香港人与事》文集中这样回顾：“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

　　 罗孚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是他们走红华语世界的幕后推手，后来，他还让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后重见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读董桥》推动了中国大陆的董桥热……作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罗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但罗孚不仅仅是一位报人、作家。1947年，他就参与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调到香港参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并正式加入了中共，入党介绍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胡绳（一说林默涵）。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置于中央主管侨务的廖承志的领导下，被廖公亲昵地称作“罗秀才”。而这位共党“罗秀才”，随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此命运便舛驳沉浮，身不由己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因为“美国间谍”一案，被北京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那天在卧龙岗南天寺，住持满信法师赠送我们纪念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结缘，又请我们吃了一次丰盛美味的斋饭。席间大家谈得很欢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师问起生死命运问题。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心有感触，还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罗老，还有他的长子罗海星。

　　 （三）“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文革早期的罗海星

　　 我多年以前就知道罗孚的大名，是因为海星的关系。

　　 1964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以教师身份参与广州外国语学院（今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筹建。1965年，建成后的广外首次招生。当时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饶彰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在大量的红五类中，也招了几位洋气的香港学生，当然他们家庭背景均非一般。他们到来之前，我们一系（即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蓝继嫦就不止一次有点神秘兮兮地嘱咐说，有一位新生很年轻帅气，非常出色，是香港一位“重要的”统战对象的儿子，要注意栽培。这位出色的新生就是罗海星，当然内地一般级别的干部不知道他的父亲罗孚并非“统战对象”而是肩负统战“统战对象”大任者，是比“统战对象”高贵十倍的“革命干部”。

　　 由于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正苗红的罗海星虽然出生并成长于资本主义的香港，却向往社会主义“革命”，一进校便马上全身心热切地接受红色教育，不但读书好，各项活动特别对他比较困难的劳动改造也异常积极，很快便加入共青团。自然，他向往革命的单纯也让他“进步”到文革狂热中去。

　　 1966年6月，文革被伟大统帅掀起，全国腥风血雨，黑浪滚滚，一阵高似一阵。广外很快便停课闹革命，分派文斗，进而武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罗海星，自小崇毛，认为毛主席是带领亿万民众实现均富理想的伟大领袖。他响应最高指示，投身文革，参加一个称之为“三三三兵团”的红卫兵组织。这个“三三三兵团”战斗力猛烈，而且非常奇特——在学院内是誓死保卫饶彰风的所谓“保皇派”，在社会上是威震四方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在广外与其对立的组织是“东方红”，它也很奇特——在社会上是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在学院内却与省委派来的、要打倒饶彰风的“工作队”站在同一条战线）。当然他们一切行动都贯穿着一条毫无疑义的统一的逻辑：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就那么简单，而且坚决。

　　 罗海星那年只有十七岁。他和全国所有年轻人一样，在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肩上背着解放军常用的那种绿色布背包，四处串联批斗，心里想着自己多么富于正义感，多么富有革命精神。文革中，党政部门瘫痪，革命小将透过阅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通过获取的中央文革小组暗中透露或正式传达的消息，各自领会毛主席最高指示自行造反——以罗海星后来用粤语回忆的说法就是：“点做冇讲明，各师各法。”罗海星曾和战友们一起，想从广州走到井冈山瑞金，重播“革命火种”（来到梅县因当地爆发脑膜炎要停步）。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州红卫兵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夺权号召。这样一来便出现更加激烈的派系斗争，广州市的学生及其它各行各业都分为“旗派”和“总派”，初以水喉通、大刀、匕首之类对抗，接着到军营抢夺武器，便用真枪实弹相互杀人了。文革中，罗海星还有一个“替毛主席找出敌人”令他深感自豪的任务：他以被审查干部的交代材料为线索，用他的红卫兵特权到政府机关遍寻机密档案。他不但逐一面见、查问过广州不少地方高官，还踏遍陕北、新疆、内蒙以及东北各省。

　　 罗海星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参与批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1966年一次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十万人批斗大会，罗海星以及我们广外许多师生也身处其中。赵紫阳不亢不卑，对各条非常刁难的问题回答得有理有利有节，相当镇定，头脑非常清晰。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他拒绝开口；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然拒绝；最后他只喊了一句“打倒赵紫阳”。他肯定心里这样想：我既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却事实上被你们打倒了。

　　 （四）“被毛泽东骗了”：文革后期罗海星幡然悔过

　　 上文提到，罗海星文革中面对面查问过广州不少高官，其中一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是红军老大姐。老大姐婢女出身，身世坎坷，看尽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大地主的压迫剥削，中共的出现令她满怀希望。这位曾经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想不到共产党执政后她竟被打上一条“地方主义”的罪名。饶彰风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时也因“地方主义”这个罪名蒙冤。老大姐和其它老干部的种种故事慢慢使罗海星醒悟：他走遍全国参加审干，看到数不清的人纷纷倒下，到头来发现它们并非敌人，绝大部份都是无辜者。事实让他承认，所有审查批斗，几乎都是强词夺理，背后就是要“整人”。

　　 据广外一些师生回忆，罗海星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他自己说是因为“过不了良心”。但他却亲眼看过不少被批斗者像狗一样，弯腰跪地被打被吐口水，被一众红卫兵包括黄毛丫头毫无人性折磨得死去活来，其情其景多年以后还是历历在目。其中饶彰风院长之死，最让罗海星深感恐怖。

饶彰风被关禁审查后，经常被毒打，甚至三更半夜被押到野外，要自掘墓穴站在里边接受批斗审问，三番几次对他搞假枪毙，假活埋。饶死前那个晚上，同监人半夜听见他的牢房传出狠喝骂声、拍打声和最后一声惨叫。这是1970年9月12日，在粤北乐昌监狱，饶彰风是年仅五十七岁。半年以后，无法隐瞒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要她同死去的丈夫划清界线，而且还“约法三章”：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不准告诉亲友。数年后开棺验尸，亲属发现饶的右锁骨被打断，左胸肋骨凌乱断开，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齿半边圆形的洞……本来毫无瓜葛的罗海星也因饶彰风受到牵连成为被批斗对象——只因他得悉饶彰风的问题后告诉在香港的父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