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40天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65周年。这两个日子，都将被隆重纪念。从根本上说，纪念都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今天，我们在纪念邓小平时，更应该继承、坚持和深入思考邓小平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和根本思想方法。
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981年，邓小平为英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邓小平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中国人民”。这个对于政党根本定位的认知，这种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奠定了邓小平”党是人民的工具”这个带有根本性的”党民关系观”。
一
有什么样的党民关系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党群关系状况，党群关系是党民关系观的外在体现。
政党是人民的工具还是人民是政党的工具?这决定着是以崇高价值追求还是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来看待和处理党群关系，从而也就从实质上决定着政党和人民群众形成什么样的党群关系。
邓小平一生坚持崇高的价值理想追求，把个人的誉毁、命运、生死置之度外，百折不挠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深得人民的信任、尊敬和爱戴。他在文革期间一段短暂的复出工作中，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实行”三项整顿”，努力纠正文革极左的严重后果。正因为此，他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爆发，加快了推倒”四人帮”、结束文革的历史进程。邓小平遵循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坚决冲破两个”凡是”，带领党和人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创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新道路。也正因为此，1985年大学生们才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中打出了”小平你好”这四个亲切大字。
回首邓小平的坎坷人生，他历经个人磨难和生死考验，铸就了他带有传奇色彩的”三起三落”政治生涯，他的名字紧紧连着人民、政党和国家，成为著名的世界级政治家。邓小平以他一生的政治实践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政党真正把自己当作人民实现利益的工具，党的领袖和党员干部做人民真诚而忠实的公仆，这才有扎在深厚人心基础上的良好党群关系。
正视客观事实的话，我们不能否认，执政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对于党群关系的理论宣传思想教育，几乎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党群关系状况依然令人难堪地从”鱼水”到”油水”到”蛙水”到”水火”，乃至党群关系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深究的话，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党员干部在对待党群关系问题上，骨子里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思维是深层原因。比如，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讲”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讲政权兴衰周期律，这些似乎都对，但也都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党和人民究竟谁是主体，谁为谁所用。执政究竟是为一党掌权还是真正是替人民办事?
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从来都是以掌权者为主体，从防止丢失手里权力的角度来讲权力和民众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使掌权者明晓”利害得失”。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些党员干部同样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比如，党执政的权力是谁的?党和人民究竟谁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党内一些人受”打江山坐江山”观念的影响很深，一谈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就反复强调执政是党28年武装革命打出来的。一谈反腐败，就主要用人心向背、”政权兴衰周期率”来提出严重警告。
如果用邓小平”党是人民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这个”党民关系观”看，”政权兴衰周期率”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实际是个伪命题。首先，这一命题本身隐含着专制政治的”权力为掌控者所有”而非权力为社会民众所有的前提，是与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理念根本相悖的。由”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逻辑所决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则是根本。人民通过宪法制度的有效实行，规定并保障公民定期选举，将权力委托执政党产生政府，由政府行使国家权力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由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监督政府，就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众的权利之间形成一种力量的大致平衡，从而使权力不敢恣意妄为、社会运转正常有序。因此，国家权力的主人是人民，执政党只是被委托授权，替人民办事的，事情办得好不好，人民满意不满意，决定着人民可以有权作出选择，支持或不支持、信任或不信任，从而决定着执政人员、包括党员干部的进退，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此，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府更迭、执政人员改变并不等同于传统的”政权兴衰”，也就无所谓”政权兴衰周期率”。
其次，在传统专制社会中，每一轮”政权”的兴衰都因人而易、由人而定，每一轮的”政权兴衰”都因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乃至崩溃造成生灵涂炭，使社会民众蒙受极大的灾难。而现代民主政治越健全，政府更迭与执政人员进退则越不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与崩溃，社会大众的”安居乐业”，由宪法制度所保障，对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并无直接影响，真正改变的只是权力掌控者及其相关利益。
正因为有些党员干部从狭隘自私的权力观、执政观出发，当情况好时、握权没有威胁时，在他们眼里党群关系好坏都无所谓;而当遇到极大困难，面临极大压力，极需要人民群众支持时，就突出强调党群关系，努力做些平民怨、解民困的”好事实事”。这种基于维持自身利益考虑出发的党群关系，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久而久之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执政的政治性质。我们应对这样的政治危险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牢固树立和真正坚持邓小平的”党民关系观”，恪守把”为民”作为执政的价值追求， 把实现人民利益看作是执政党一切活动的最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才能很好地把握党执政的本分。
二
从个人私德说，中国文化中，”孝顺”是作”儿子”的首要义务，即孝为”尽心奉养父母”、顺为”不违父母意志”。邓小平是执政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从政党政治看，他的个人私德必然延伸为、构成他政治价值取向的基础，并转化为实现人民利益而毕生奋斗的政治作为。
和人民心相通、情相连，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儿子，把政党看做是人民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这是邓小平和党内一批老干部当年敢于冲破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朴实感情基础。
最近在映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述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面对为了生存而偷着养鸭的农村大娘，邓小平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沉重地自责说”该下跪的是我们啊!” 电视剧还再现了这样的场面：邓小平复出后了解到60-70 年代群众大批逃港的情况时，没有说什么”境外敌对势力煽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是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由此，他和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等人一起研究，在深圳搞改革开放特区，把经济搞上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当时一批老干部跟定邓小平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就是基于这样的感情和这样的”党民关系观”。至今我们还记得改革之初广为流传的故事。文革刚结束，万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去农村调研，进了农民家，揭开锅盖，锅里飘着野菜不见米星，问农民话，父女两只有一条裤子，那女孩躲在灶台后面没法出来见人。万里流下了眼泪说，共产党对不起人民，没想到解放都30 年了，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当有人把小岗农民偷着搞联产承包的事汇报给万里，并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时，万里说：饭都没有的吃了，还谈什么主义?!农民的自发改革得到了当时党内一批高层领导干部的支持，全国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政党来自于社会，政党的根基在社会民众之中，作为”人民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的政党，其活动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表达社会利益要求，积极实现社会利益目标，这是政党的天职和使命。违背了这一点，政党就不成其为政党。由此，政党执政必须以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以解决真问题为工作导向。这是检验党员干部的执政观和群众观的试金石。
改革之初，如何认识农民的联产承包做法，当年党的高层干部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向一位不赞成联产承包做法的干部提出一个问题：”你是要主义还是要农民?”那个干部楞了一会说：”我要主义”，杜润生说：”我要农民”。
基于”党是人民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这一根本观点，邓小平把”主义”的大问题和人民日常生活紧紧联系起来，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党民关系观，不在意”意识形态”的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邓小平在反思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训时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他说：”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然而，多年来党内”左”的思想观念借”革命”的名义似乎天然具有政治”正确性”，有些人好把意识形态的口号当作政治正确的大话天天高喊，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而敢于冲破”左”的束缚、大胆解放思想的党员领导干部也确实被某种隐形的政治压力所”钳制”。于是，为了自保，有的干部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回避要害而空洞议论，改革就在空谈的喧嚣声中被无形之墙阻挡着而难以前进。我的好朋友李冬君女士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问题是务实，主义是务虚，务实是解决问题，务虚是深陷形而上的沼泽。”这话太切中要害了。事实证明，空谈主义，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主义都白扯，而且是忽悠人民的瞎扯。这种瞎扯，伤的是人民利益，坑害的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真正把人民放在心里的，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必定不把”主义”当作政治正确的口号，而是敢于冲破思想僵化的教条，遵从人民的利益愿望，及时总结人民的创造性做法，并转化成执政党的政策。
三
政党是人民的工具还是人民是政党的工具?这是对待人民的根本态度和根本性的思想方法问题。这决定着如何理解党的”领导”的含义，在政党政治实践中直接转化为党如何实现领导这一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一生奋斗的政治生涯中，从来自觉地认定党是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尽管他是在1958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才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但这是贯穿他一生奋斗的带有根本性的观念。基于这个观念，邓小平对什么是党的领导以及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地领导这个政权?邓小平在1941 年发表的文章《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强调”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指出”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邓小平批评道：”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党员’高于一切”者……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邓小平指出：”把优势建立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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