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远非表面上的简单明晰,而是有着复杂的交融关系,有待从思想史、政治史的种种角度进行追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应当下政治问题。

   发言人陈宜中是一位长期研究左派思想且看重政治自由问题的政治学者,评论人区龙宇是一位投身劳工运动的香港老托派。他们就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展开了精彩的论述。

   本文来自中文大学主办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经发言人审定。

   陈宜中:

   在之前的讨论中,钱永祥先生问:如果自由主义在基本的宪政自由议题之外,还想涉足其他的社会议题,是不是一定要仰赖整全性的学说?

   这个问题很难,我是没有能力回答的,但我想补充一些观察。首先我认为,后期罗尔斯并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出政治性学说和全面性学说的分野。到底何为全面性或整全性学说?亚里士多德是全面性学说的典范吗?或者,任何想要为宪政基本面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据的论说,只要带有哲学争议而无法取得广泛共识,就算是全面性学说?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学说,我估计九成以上都不是罗尔斯意义的政治性自由主义,而更接近于他所谓的全面性学说,但厚薄有别。

   对后期罗尔斯来说,美国的公共政治文化和宪政政体,已经为自由宪政的基本要件提供了支撑。他对政治性与全面性学说所做的区分,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套说法不见得适用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相对贫弱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正因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发育不良,你势必得提出更全面的论证,以说服大家接受自由宪政的基本面。在这些地方,此时此刻的社群政治文化,通常并不明确支持自由宪政,甚至反对自由宪政。因此,即使你要的只是最基本的自由宪政,即使你一点也不关心宪政基本面以外的问题,你都无可避免地必须给出更全面的论据。这是难以回避的,而且,为什么要回避?

   我再举个例子。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不见得接受女性投票权,甚至多数都不支持。但今天,女性有平等的投票权,已经是自由宪政的基本面。如果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说,自由主义者不应该支持女性投票权,因为这超出了社会共识,或因为这是一种全面性学说,不知今天大家会如何看待这个立场?实际上,到了19世纪后期,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为女性投票权说话。他们就不是自由主义者了吗?所以,我倒是认为,后期罗尔斯的那组二元对立,必须从他特定的问题意识去把握,而不见得直接适用于其他的政治脉络。

   刚才澎湃新闻记者李丹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何时从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演变。我很少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也很少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虽然我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传统也有些同情,觉得自己受社会主义启发,但自从我有政治意识以来,一直有相当强的政治自由主义倾向。(这是指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指罗尔斯的政治性自由主义。)我从来都认为,威权专制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兼容的,支持专制社会主义的人只能是假左派、假社会主义者。但我也很少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感到有点不自然。我不会说我是右派,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左派,但是当我认知到不少大陆左派的专制倾向,我会说我不是这种左派。说到底,我觉得标签并不是那么重要。

   以我观察,一百多年来中国语境下的革命左派,连同西方和非西方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一直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想把自由主义彻底批倒,把自由主义本质化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或资产阶级的化身,老说要把自由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桶。正因为如此,革命左派几乎彻底忽略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规范问题。所以我认为,今天中文语境下的左派或社会主义者需要吸取20世纪社会主义的教训,而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要再把自由主义看成死敌。自由主义所看重的基本自由和政治自由,对于追求更多社会平等的左派来说非常重要,否则你啥事没促成,自己先入了文字狱或上了断头台。而且,拒斥这些政治自由主义要素的左派,几乎一定会异化为专制集权的假左派。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自由主义者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者如何看待自由主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思潮内部有左中右之别,但即使是左翼自由主义,也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在大萧条时代,杜威去参观了斯大林的苏联并称赞苏联,但这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你很难说杜威主张或相信共产主义。基本上,左翼自由主义排拒革命马克思主义,但对于某些改良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亲和性。例如,密尔某种程度上接受或不排斥某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能跟自由主义兼容的社会主义不多,大概只有多元分权的、采取合作所有制的市场社会主义范式可能兼容个人自由。又如,密尔影响下的新自由主义者或社会自由主义者,跟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派多有合作,协力推动社会经济改革。

   再比方说,很多左派认为达尔是一个反动分子,说达尔在60年代宣扬多元民主理论,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化妆。但达尔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那种专制社会主义并不可取,所以他提议结合自由民主制度与产权分散的合作所有制。这跟密尔的思路有相似的地方,罗尔斯和华尔泽也有过类似的提法。

   但是所有制该怎样变革?这当然很困难!但至少在理念或方向的提出方面,左翼自由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社经基本框架的变革。想法是有的,但因为政治力量不足或想法不够成熟,最后大都被动地接受福利资本主义的建制。

   自由主义里面的右翼,除了强烈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反对极权社会主义,还经常连带地把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把社会民主与左翼自由主义都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曾有大陆自由派朋友问我是支持美国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说,奥巴马虽然看起来比较软弱,但是他至少愿意推动本来是共和党版的健保方案,否则美国四、五千万人没健保实在太不象话。于是我就被骂了,比较难听的骂法说我是共产党,而这跟茶党骂奥巴马的论调差不多。台湾有个全民健保制度,如果奥巴马那种残补式的健保方案都叫社会主义,那台湾岂不早就是社会主义地狱了?基本上,自由主义思潮中特别右的一极,把密尔、罗尔斯、华尔泽这些强调分配公正的论者,都视为(极权)社会主义的同路人。

   自由主义中的中派,或所谓的自由民主派,经常无视历史上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运动之于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贡献,仿佛自由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天然产物。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去看普选权的历史,不难发现今日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选权要素,曾经是社会民主运动力争、但不少自由主义者强力排拒的事物。美国因为历史条件比较特殊,最迟在1830年代就有了白人男性的一人一票。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农业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也相对平均,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也不易行使,所以白人男性很早就有了一人一票。

   但欧洲则不然。18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要求选举权,却遭到强力压制。英国工人说,我们是勤奋努力的阶级,那些垄断政治权力的懒惰阶级通过政治上压抑我们,通过阶级立法,使我们的努力得不到回报,所以我们要争取选票来改善社会经济处境。再看德国社民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简单说,社会民主运动就是当时德国争取政治自由、普选权和两性平等的主力。当时德国自由派的主流叫做「国族自由派」,绝大多数都非常抗拒普选权。谁若是以为自由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天然衍生物,那是缺乏历史意识的浅见。

   一百多年来,部分自由主义者吸收了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合理要素,乃至提出社会公正概念。(根据哈耶克的考证,「社会公正」一词是密尔等英国自由主义者首先使用、推广的,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发明。)也有不少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视为对自由主义的补充、继承、延伸或更充分的兑现。以我理解,在左翼自由主义、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脱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有时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楚河汉界,而是存在不少交集或共通关怀。大体来说,对基本自由、政治民主、社会经济公正的看重,就是诸多差异之中的交集地带。

   那么,社会主义者怎样看待自由主义?其实早期社会主义刚出现的时候,自由主义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关心的是所谓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question),其对立面是自私自利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后来尤其是曼彻斯特学派自由放任这一套的出现,使社会主义者一致反对自由放任。但当时社会主义有各种分支,思想差异特别多也特别大。共通之处是都看重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合作这一面。但歧异甚多。比方说,傅立叶派的解放思想、圣西蒙派的科技官僚主义、欧文派的合作主义、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布兰克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等,简直百花齐放,难以归纳。

   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马克思是一个超越论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论者。他并没有简单的否定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主张要辩证地超越资本主义与布尔乔亚文明。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无政府的社会主义潮流被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给边缘化了。到了19世纪后期,无论教主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传承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实际上当时德国社民党和各国社民党、社会党或工党的主要要求,就是要争取普选并推动社会经济改革。

   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切断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结,开启了列宁主义、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范式。马克思希望超越布尔乔亚文明,列宁主义革命的后果则是彻底斩断、全盘否定布尔乔亚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辩证地超越自由主义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超越不成,成了彻底否定,大概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基本写照。革命社会主义政权几无例外,走向了与自由主义几乎绝缘的党国专制主义。当然,在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的势力范围之外,特别是在西方世界,认为社会主义跟自由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延伸或补其不足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也仍继续存在。

   我并不是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无是处。再怎么痛恨专制,我们仍须认识到专制社会主义是重要的历史现象,有其诸多成因。革命社会主义在民族解放、国家构建、现代化追赶、压制某些不平等这些方面,是有历史作用力的。但专制社会主义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也背离了社会主义最初始的伦理动力,自身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异化。

   到了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潮实已走向衰落。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大师阿尔杜塞,在1970年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已经到来,他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提出过任何适当的国家理论,以至于根本无从面对20世纪以马克思之名为之的社会主义专制。另一位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札斯,引卢森堡痛批列宁主义,最终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这些例子太多了。毕竟,不跟专制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切割,你拿什么说自己追求更多的自由解放与民主?自由民主的确有很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比起党国专制?你真能真心相信专制社会主义更自由、更民主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家知道,在马克思对先进共产社会的想象中,是不允许有市场和金钱的,这是他特别坚持的一点。所以「市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架构中,根本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市场,就表明各个行动者是互相分离的。不管所有制的法权形式是工人所有、集体所有还是国有,或同时并存,只要市场上的不同行动者通过竞争进行积累,这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异化,就一定产生所谓「市场的安那其」,就表示人类还没办法掌握自身的命运。马克思的共产社会不接受金钱和市场,这是定论。在1970年代东欧苏联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以前,这也是大多数革命马派的基本认知。就算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逼迫和生产力发产仍低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妥协,但彻底消灭市场的终极目标仍基本不受质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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