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香港政争之源：主权治权分歧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三篇。在本文中，丁学良教授以“四权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的政改问题和街头运动的症结，本文系《四权纠结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的上篇。

本月底的这几天，中国人大常委会要对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决议。由于这是一个业已公布的议程，近几个月来无论是在北京（此简称是指中国分管香港事务的多个中央机构）还是在香港，双方都在为这一决议的出台做各种准备。香港几乎每周都有触目惊心的街头活动，泛民主派和亲政府派一直在街头活动方面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激烈竞争——你方做一次近百万人规模的签名活动，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我方也搞一次。双方都说对方的数字不靠谱，但规模确实都很大，香港街头运动的记录多次刷新。双方在舆论发声的交锋上也异常频繁和火爆。

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底线已经披露

在层出不穷的这些声音中，有两点是最核心的，但最关键的第一点在香港似乎还未获得全面足够的重视：

第一点，几天前香港的主流媒体报道说，北京决策层已经在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上，做出了艰难而明确的选择。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导致香港金融区瘫痪的大规模占领中环活动；第二个是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北京做出了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决定——宁可让占领中环的大规模事件发生，也决不让自己不放心的候选人入围。控制遴选特首，比控制街头抗议更为重要。你闹归你闹，我选不动摇。

第二点，北京反复宣示：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损害国家安全；与中央政府不一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公开划了界，对“违反国家安全”正式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硬性解释。

北京以上的艰难决定及其解释的源头，涉及到对香港问题至关重要的“四权”的认识。这就把近几个月来双方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辞，打回了“原形”。

什么“原形”？那乃是与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国掌舵人邓小平在各种主要矛盾上权衡以后、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直接相承。这“四权”是香港多年里所有重大政治争议和冲突的温床，既包括民众的街头运动，也包括2017年特首选举前后几年中香港政府的基本走向。不讲清这“四权”的纠纷，就无法看清当下的局势和下一步的趋势：香港未来的几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稳的，一定是风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权”和“治权”合一

第一权是主权。今年是邓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决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国人大常委会本月底要发布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各界人士中了解当年香港回归争议的人士纷纷出来温故知新，感慨万千。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国党内军内国内的大局未定之际，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香港问题。可是中英之间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这是当年香港总督发回伦敦的“年度汇报”原措辞），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就被匆匆忙忙地摆到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