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辩论王自如是节点事件：在此之前，中国的社交网络辩论以无规则和情绪之争为主要特征，同时话题多涉及公共议题；而这场辩论出现时，网络辩论趋向于娱乐化和策划性。
中国的互联网一向是众声喧哗的舞台。最近，一段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成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视频中，早年以“老罗语录”闻名于网络的锤子科技创始人兼CEO罗永浩与他的年轻挑战者——电子产品测评网站ZEALER创始人王自如展开了一个虚拟公共空间的辩论，就老罗的产品锤子手机的质量问题以及王自如评测机构的中立性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8月27日19点，辩论在优酷视频平台正式开始。罗永浩明显有备而来，采用“人肉PPT”（手工展示事先印制的图板）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气势咄咄逼人。视频传开后，网上议论不断，各种版本的猜测和“内幕”相继出炉。这场论战也被冠以“互联网史上第一约架”的名头。这一事件之所以受关注，在于其形式的新颖——双方约定好，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视频辩论，而且达到了250万次观看量（截至目前），这在中国互联网上确实是第一次。
不过从网络公共辩论来讲，不论时间的早晚，还是对社会的影响，这次“约架”还难以称得上“第一”。但这次“约架”又是中国社交网络辩论史的一个节点式事件：在这场辩论之前，网络辩论以无规则和情绪之争为主要特征，但同时辩论话题多涉及公共事件，兼具启蒙意义；而在这场辩论出现之时，中国社交网络的辩论越发趋向于娱乐化和个人化，公共议题大幅减低，策划性和规则感增强。
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各种形式的网上辩论、“掐架”不可胜数。由于互联网的特性，网络辩论也有自身的特点。总体而言，这些辩论都没有事先制定清晰的规则，各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出牌。在没有议事规则的情况下，辩论往往升级为“骂战”，有时会发展到当面对质乃至大打出手。辩论到最后也很难分出胜负，一方低头认错或双方握手言和的情况并不多，往往是一方删除博文、拒绝回应；或者由于其它更热门的事件吸引公众眼球而不了了之。网络论战不仅仅是事实之争，逻辑之辩，更是一场舆论战。辩论双方的终极目的不是驳倒对方，而是让自己的粉丝相信真理站在自己这边，并尽量争取处于中间地带、态度摇摆的网友加入己方阵营。一场论战也往往由“两个人的战争”变成“两群粉丝的战争”。因此评判一场辩论成败的标准并不是场面上的胜负，而是由此产生的舆论影响和人心向背。“赢了辩论输了人气”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大大小小的辩论多数都如昙花一现，只有少数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韩寒白烨之争”。2006年初，文学评论家白烨在个人博客上贴出文章《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一文。文章认为当时的“80后”作家及其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面对这样一篇以“前辈”口吻写就的文章，韩寒没有按照传统的套路“温良恭俭让”，表示虚心接受指点，而是贴出了一篇颇为“桀骜不驯”的反击文章：《文坛算个屁，谁都别装逼》。韩寒在文中反对“按年龄划分作者”，反对“狭隘的圈子意识”，一句“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言。之后双方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又有陆天明、陆川、高晓松等多人卷入争端。最后以白烨删除自己的博客告终。
这场论战最大的赢家是韩寒，一举确立了韩寒的“江湖地位”，由“少年天才”成功转型为“青年领袖”。韩寒之所以在这场论战中取得成功，就在于他准确地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多年来身处规矩森严，论资排辈严重的社会中，已经通过互联网获得一些新思维的人们需要一个敢于挑战权威的年轻人作为时代的象征。
除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以及造就偶像，网络辩论还能起到普及新思想的作用。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盛传CNN进行不实报道的内容。还有网友成立了“反CNN”网站。针对这种现象，媒体人长平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认为虚假报道的流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舆论环境，不能因为CNN等媒体的不实报道就全面否定普世价值。文章刊登后，《北京晚报》刊登了署名“文峰”，题为《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的文章。文章说：“‘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就如同最近西方媒体在中国西藏问题上歇斯底里的表现一样，这难道就是言论自由吗？这是言论暴力……如果这就是南都长平要维护的‘普世价值’，那只能是失去廉耻的价值。”
交锋迅速蔓延到网上，双方都有支持者。“文峰”的支持者认为“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言人”；“长平”的支持者则认为“文峰”的文章“帽子子满天飞，很象文革式的大字报”。虽然很难评价这场论战中谁输谁赢，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普及了“普世价值”的概念。当时“普世价值”还是一个仅属于知识分子的词汇，经过这场论战，这一概念广为传播。如今它已经成为互联网舆论中一个基础词汇了。
中国网民人数不断增加，网络生态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辩论所面临的网络环境也在逐渐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启蒙时代”结束，进入“分裂时代”。互联网来到中国的几十年，也正是这个国家剧烈变化的几十年。这种变化的程度之剧烈，让很多人都深感不适应，也因此生出相当程度的疑惑乃至怨气，人们迫切需要答案。而互联网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一时间各种思想在网上出现，左的、右的、崇洋的、复古的……每种论调都能找到市场，每一个受众也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启蒙时代，前文提到的“韩白之争”、“长平文峰之争”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前文提及的“罗王之战”的主角之一罗永浩，也是这场启蒙运动的重要分子。他在英语培训学校讲课时的调侃段落被学生录下来发到网上，人称“老罗语录”。这些语录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国外轶闻等领域，言语犀利，观点与教科书截然不同，能起到把上学时被“洗”过的大脑再“洗”回来的作用。在强大的需求面前，“老罗语录”迅速流传，连他的辩论对手王自如也自称是听着他的“语录”长大的。
经历过启蒙时代以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认为的真理，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医治社会的药方。这时人们就不需要被启蒙，而是走向了分裂。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信息流动十分顺畅，人与人的沟通依然十分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抱定自己的想法，观点一致的人结合成群体，不断自我强化，不同群体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中间群体越来越少。2012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法天与四川媒体人周燕在微博上言语不和，相约在朝阳公园南门见面，继而发生肢体冲突，人称“微博约架”。此类肢体冲突发生并不止一起，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已经根本没有沟通的可能性。
随着“打击网络谣言”的“净网活动”深入开展，微博“大V”的活跃度明显下降，微博平台的用户群也大量流动到微信等更加私人化的社交平台。在微信“朋友圈”中都是熟人，并不适合辩论。这里“点赞党”、“哈哈党”（指习惯用“哈哈哈”留言的群体）盛行，不会因为意识形态不同伤了和气。
2011年下半年，长期坚持不使用微博的韩寒激活了微博，并于2012年元旦前夕连续发布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然而这三篇文章似乎并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各种争议纷至沓来，最后还引出了“代笔门”这桩无解公案。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分裂时代”的特征，人们对于很多大是大非问题都有了自己确信的想法，已经不需要启蒙，只需要“卖萌”。人们对公共事物的讨论逐渐减少，话题转向娱乐和日常生活。诸如“豆腐脑该咸还是该甜”、“粽子是肉馅还是素馅”等问题成了人们争论的对象。
因为中国政府对社交网络舆论的管控，微博的公共辩论空间意义急剧萎缩，人们转投更私人化更加抱团的微信和针对垂直领域人群的社交，公共辩论的生态无法形成，因而网络辩论在中国逐渐丧失了启蒙意义，转向生活化和娱乐化。“代笔门”后的韩寒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变化，改走“卖萌”路线，时常在微博上发生活照与网友互动，人气依然高涨。老罗已经化身“有情怀的工匠”。他与王自如的这次“约架”，也是由于其强烈的娱乐性才得以传播。正如有网友所言：“看了他们的辩论，发现相声在中国还是有市场的。”（阁道大参考 http://www.gedaodigest.com/ 选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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