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今天的知识分子：太温顺了！

　　 弗雷德·英格利斯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论述学界应该向当权者说真话的义务。

　　 英国现在出现了国民财富的危机、公共道德飞危机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和回答伟大的存在问题的危机：“我是谁？我应该如何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应该服从政府吗？”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经典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如今已经到了发表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他掷地有声的论述写于美国陷入越来越深刻的国内和国际危机的时刻。高性能炸弹投向越南的吨位数最终比盟军在二战中投在欧洲的总量还多。美国国民对这种令人恐怖的野蛮暴行的反应是一种容易激动的混合体，既有多少有些赞同的冷漠又有充满激情的强烈反对，这尤其出现在大学校园里里；既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等待应征入伍，也有公开焚烧征兵卡的犯罪的行为来表达反战理想。

　　 乔姆斯基完全站在反战者一边。他加入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前的著名游行，并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一道被捕，当他们和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贝里根牧师（Father Berrigan）和斯波克（Dr Spock）一起示威游行的时候。上年纪的教授们或许现在还能回忆起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日子。乔姆斯基这个世界著名的理论语言学家在履行其公共义务的同时还撰写了惊人数量的长篇文章，每篇文章都罗列了必要的和大量的参考文献，这符合最严谨的学者的要求。这些论文用精心选择的时髦词汇“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从多个方面详细阐述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所追求的政策，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多少实现了的政策。

　　 在一篇难忘的文章中，乔姆斯基使用令人记忆深刻的蔑视方式列举了数不清的学界趋炎附势者，他们充当了政治权力和致命意识形态的善于投机的帮凶。他戳破了客观性是自由主义学术研究的支配性原则的空泛的声明，用不顾危险的坦率态度警告世人“天真幼稚和自以为是一直是扭曲我们思想史的古老传统。”他接着说，“对专家的崇拜既是自我牟利的也是具有欺骗性的。”他还写到“知识分子有责任说出真话和揭露谎言，”这些忠告不仅适用于医疗保健领域的年轻研究者而且适用于畅销的现代史的大腕作家，这些话也是对他们的尖刻嘲讽。

　　 当然，乔姆斯基在谈论国家的危机，当时还是学生的年轻公民被征召入伍走向可怕的无休止的战争。他使用讲真话的最优秀学术研究传统，列举了追求侵略政策的官员姓名，所有这些人都是男人，其中很多从前或后来都成为学者，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们被指控撒谎、冒失、残忍、无能、不可饶恕。让当今任何学科的英国学者回到这些篇幅中，回到“美国霸权和新官僚”，回到“与亚洲交战”，回到《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1973年)就是被传唤去见证个人的人生原则。

　　 当然，现在英国并没有像越南战争这样的国家危机的紧迫性，美国从1963年首批15000名“顾问”的到来开始到1975年北越人在进入西贡前直升飞机从大使馆房顶起飞的最后一分钟的时刻都在进行凶残的厮杀。但是，确定无疑的是英国出现了国家财富的危机，它肯定要持续很长时间，还有严重性和日常紧迫性与之相称的其他危机如公共道德的危机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回答伟大的存在问题的危机：“我是谁？我应该如何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应该服从政府吗？”

　　 无论回答与否，这些问题都强加在学界每个学者和老师身上：研究者被要求申请课题资助，大学则坚持要求他必须在三年内完成课题研究，并发表至少五篇高水平的研究框架论文；导师们则被挤压来允许为这些可怕的、富有的、无知的海外学生通过考试，因为担心其母国政府会把后来的留学生送到其他地方，如果太多人拿不到学位的话。而那些可能被提拔的候选人所写的最新文章是对母校管理阶层的笨拙、愚蠢和虚假所进行的详细而全面的攻击。

　　 这些都是现实的例子。揭露隐蔽的欺骗和统治者的白痴意识形态是最容易的，只要看看丢人的布朗报告即可。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布朗评论》就在我们身后，而且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日常校园生活的组成部分。

　　 但是，马上递过来一篇博客文章。这是有钱的沃里克大学（Warwick）聘请的募捐者的高级助手贴上去的，该大学计划裁员（削减人头）医学院和生命科学院的大量教职工。被称为三星马蒂诺（SGH Martineau）的当事公司已经被通告要准备一个案子，即沃里克的高级职员托马斯·杜契提（Thomas Docherty）刚刚因为被控“不服从”而被停职，此人是著名的高等教育政策批评家。

　　 三星马蒂诺的高级职员大卫·布朗（David Browne）轻率和得意地在博客上写到（开心的题目“走得更远更高”），大学可能“遭遇表现优秀的员工，他们虽然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但是有潜力破坏雇主的品牌。这可能通过坦率表达观点或者笼统意义上的不服从而实现。无论这些雇员可能对机构的潜在价值有多大，现实的情况是如果持续接受这些不可接受的行为，这些机构将为其他员工创下危险的先例，使其误以为这种行为是可以容忍的。从风险的角度看，如果类似的行为之前没有受到惩罚的话，为被开除者或者其他制裁辩护将变得更困难。”

　　 在这样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所有弥尔顿式的令人厌恶的行为中都潜伏在高等教育政策中：满不在乎的自信、毁灭性的威吓、统治阶级的口音和傲慢无礼、军队一样的确定性，如“坦率的意见”、“笼统的不服从”、“不可接受的行为”。文章发表后在推特上引起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迫使它后来做出修改。然而，上天才知道沃里克大学副校长聘请这家公司在做什么，他可是一本可靠的相关的书《政治艺术》的合著者；他至少有权力立刻摆脱这个公司。

　　 但是，这些是非常强势的大学政策的一贯做法和嘴脸，异乎寻常的凯斯·约瑟夫（Keith Joseph）早在1981年第一次表现出他对凯恩斯的无知（这些不是创造财富的机构）一下子砍掉了大学资助资金的16%。自那以后，布朗爵士和委员会中的老鼠就长期随波逐流，终于撞上礁石。

　　 学界中人并不完全缺乏勇气或者批判性反对的训练。但是我们的同事过于温顺，根本没有能力创建相互协调的自我组织。大量人员在面对管理队伍的卧底和可怕的、乏味的后代面前顾左右而言他，一旦风闻远处传来危险的信号，或埋头从事自己的研究，或伸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但是，远比给出知识分子的必要任务的例子更加重要的是启动思想变化和性格气质的巩固。

　　 与此同时，自从成群结队的市侩蜂拥而至挤进大学大门以来，不只是少数几个勇士冲锋陷阵，甚至敢于单枪匹马地闯入敌人的包围圈并与之搏斗。书籍成为我们的行业武器，在过去五年里一直有鹤立鸡群的好书，与意识形态的残酷性潮流搏击。我们都钦佩《精神层面》的清晰论证，即极端的不平等破坏了包括其利益在内的整个社会；父子学者罗伯特·斯科德尔斯基和爱德华·斯科德尔斯基（Skidelskys）告诉我们《多少钱才算够？》；玛丽·奥哈拉（Mary O’Hara）精心测量了《紧缩计划实施》（Austerity Bites）的规模；大卫·马昆德教授（David Marquand）全面地诅咒了《玛门王国》已经在整个感觉结构中添加了教导消费者的永不满足和令人憎恨的社会冷漠；第一个介入争论至今仍不屈服的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把我们时代的希望寄托在大学本身，它是我们对美好社会的画面的守卫者。

　　 学生也没有丧失反抗的义务。坚持原则的苏塞克斯大学（Sussex）静坐和曼彻斯特大学学生经济学家喧闹地反对学位课程的机械性，它们对最近的问题避而不谈。学生们对精英的贪婪和无能发起的反抗，这些都是良心还没有在讲堂泯灭的象征。

　　 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还远未实现。社会的温顺听话、强烈相信个人的无能、无限期向后拖延、再加上人们可能猜测的经常性抗议—人们必须尽职尽责做好科研和教学—这些借口和趋势阻止我们关注世界尽头的来临。

　　 大学作为创新和或许令人不舒服的思想堡垒以及作为国家最优秀精华的守护者的既高贵又悠久的观念可能陷入瓦解，大学的使命逐渐模糊，进而变成十多个忙忙碌碌的小企业。教授们思想狭隘、胆小怕事，成为政府管家的应声虫。老龄化和日益衰败的经济的缓慢灾难加上对居住环境的不可避免的破坏，大自然正在对人类的无情浪费进行报复，所有这些都将使理性堡垒陷入遭到毁灭的境地。

　　 睁大眼睛的异议者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或者导演肯·洛奇（Ken Loach）已经宣布世界末日一段时间了，但学术界的生活还没有导致紧迫感。做严肃工作的义务是在教授会议室得到普遍承认的。这种工作当然应该包括在内，比如科学家要精心记录全球掠夺及其后果的数不清的迹象；医生要严格核查药理学控制的截止日期；经济学家要想象一个更加稳定、平等、不那么腐败的资本分配体制；文学和哲学院系则应该精心设计不那么讲究个人主义的解放叙述用以解释和指导人类的行动。

　　 这些设想的姿态应用的范围很小，仅具地方性。（毕竟，他们正好意味着当今苏格拉论证的内容）因为我们拥有的国民政府引人注目地无能和毫不羞耻地表现其阶级偏爱。政治学系将做适当的工作来保护理性和捍卫公共利益，如果它使用“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来讲述英国预算（不负）责任办公室的故事，该办公室刚刚取消了对120亿英镑的学生贷款的销售，划归到财政大臣的账户上，虽然本科生亟不可待。

　　 但是，远比给出知识分子的必要任务的例子更加重要的是启动思想变化和性格气质的巩固。这是最困难之事。它是要重新改造我们的共同性，恢复我们的合作本性和排斥大学应该在所有领域竞争的虚幻的坚持，就好像我们对已经被大幅贬低的珍宝—真、善、美的共同追求不再是人们能够珍视和追求的使命。接下来是法律承认的有限管理任务，从严格服从的地位到确保这些共同理想的繁荣。

　　 毫无疑问，反对笔者的人会求助于轻蔑的“呐喊”来表达这种激烈的劝诫。但是，呐喊并非没有历史荣誉和准确性。在1647年，当时的杰出呐喊者劳伦斯·克拉克森（Laurence Clarkson）鼓动民众“谁是高贵和有教养的压迫者？你的奴役是他们的自由，你的贫困是他们的繁荣，难道不是你们选择压迫者来拯救你们免受压迫的吗？”

　　 几年后，掘地派就是沿着萨里郡(Surrey)科巴姆镇(Cobham)的这条路开始挖掘公共土地来拯救自己免于被即将到来的饥荒所吞噬。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告诉同伴：“这是穷人抱怨的枷锁：他们被这块土地上的兄弟所困而陷入贫穷，而这里的土地可以让人人都能拥有很多。”

　　 大学的集体努力可能比从阅读波士顿的乔姆斯基的著作或与圣乔治山的温斯坦利并肩作战开始更糟糕些。

　　 译自：Today’s intellectuals: too obedient? By Fred Inglis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features/feature-todays-intellectuals-too-obedient/2015328.full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