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徐大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内容摘要】政治思想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等特征。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思维形态不同，侧重点不同，发展轨迹不同，我们应当正确认识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成果。

　　 【关键词】思维形态 政治思想 民族性

　　 一、什么是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也称为：政治思潮political trend of thought，或称为：政治学说、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等。无论如何称呼，内容大体相似。一般国外学者通常都称为政治学说、政治哲学，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莫基切夫的《政治学说史》，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等。我们这里按照我国学者的惯例称作政治思想。

　　 按照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社会活动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个领域反映社会的不同侧面，包含各自的内容。关于政治领域的内容，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本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要求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实现本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的”出谋献策”。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甚至每个人由于其所处的背景不同也有差异。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等。我们审视古今中外各个时代、各民族和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不论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何不同，研究方向、具体内容有何差异，也不论各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如何，其性质无不是反映社会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或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或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出谋献策，总之是为其夺取、维护和发展对社会的政治统治服务的。

　　 因此，政治思想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献策。

　　 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治理）国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它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

　　 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一）阶级性与社会性

　　 政治思想作为政治范畴的一个基本内容，它必然具有阶级性。

　　 政治思想的阶级性首先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都有各自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要求，都要为实现各自的阶级目的而奋斗。因此各阶级、阶层也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

　　 政治思想的阶级性其次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虽然各阶级由于其政治利益和要求不同各有其政治思想。但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说成是代表整个社会的。由于其所占有的统治地位，并掌有政权，便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作为统治阶级来说，这也是其文化统治的一部分。

　　 当我们重视政治思想的阶级性时也还应该承认其具有社会性。可以说政治思想的阶级性是蕴含在社会性之中的。例如我国古代，人们都认为国家、君主是”天”所设立的，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注：《尚书·泰誓》，《孟子·梁惠王下》作：”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种政治观久而久之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但各阶级对此的理解并不相同，统治者认为是”天”命我来进行统治的，老百姓必须顺从；而老百姓则认为”天帝”之所以立君王的目的是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天”（这是政权的来源），要求却不一致。老百姓不顺从时，统治者以”天罚”的名义惩罚；老百姓被逼造反时，也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西方的平等观也是如此，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则是”消灭阶级”。平等是共同的追求，但对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

　　 （二）时代性与继承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能适合时代需要，也就丧失其生命力。同样，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反映这个时代要求。政治思想必须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做出概括、总结和回答，这是政治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说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是”应时而生，适时而变”的。例如，虽然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一直就存在，但是，自然权利理论却只能在近代产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感到专制王权的束缚，急于伸张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古老的自然法学说就增加了自然权利的内容。

　　 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然而，人类社会又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延续”的发展过程。后一个时代都是由前一个时代发展、演变而来。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继承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延绵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史。人类历史具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同样，政治思想也是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这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政治思想都有其时代特点。但是后代的政治思想又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思想时既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又要承认它的继承性。看不到政治思想的时代性，就不能认识它的性质；不了解政治思想的继承性，便不能认识它的思想传统。比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我们必须认识它的时代性，就是它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它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具有封建性。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它是经过世代的继承而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正确认识政治思想的时代性和继承性，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只强调政治思想的时代性，而否定其继承性。也不至于在提倡继承思想文化传统时忽视时代特点。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时代，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有选择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

　　 （三）民族性与交汇性

　　 世界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各个民族的人民在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了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每个民族生活的环境不同，又使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思想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这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想自然也具有民族性。

　　 一个民族的政治思想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并构成政治文化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被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其中优秀部分构成一个民族的政治文明，并积淀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不同，形成了各民族政治思想的特色。但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又不是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缩短了各民族间地理上的距离，这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我们反观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各民族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定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力所不能阻挡的。因此，政治思想又具有一定的交汇性。

　　 但是，在文化交汇过程中，民族性还是起着决定作用。当一个民族借鉴、吸取其他民族思想文化时，其基本立场是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要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任何原封不动，照抄照搬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最后都是要失败的。此外，任何外力强加的办法同样是要碰壁的。文化的交流必须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从本国需要出发，对其他民族的思想要消化借鉴，为我所用。而且这是交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强加的。随着人类社会各民族交往的发展，思想文化的交流会日益频繁，交融汇合之点会更为广泛，会有更多的共识，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以此为由否定思想文化的民族性也是不正确的。

　　 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作为政治思想，都是为维护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统治服务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变迁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也呈现出互不相同的面貌和特征，中西政治思想不同之处甚多，（注：这里所说的中西只是指中国和西欧北美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思想体系。）这里仅就其主要区别方面概述以下几点：

　　 （一）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思维形态不同

　　 许多学者已从不同学科方面指出中西文化在思维形态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而西方文化则表现为推理性，强调逻辑思辨。这一特征表现在诸多领域，政治思想也不例外。

　　 中国系统的政治思想体系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正当社会变革，”礼崩乐坏”，天子丧权，诸侯称霸。这时，诸子百家适应时代需要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皆欲以其道易（治）天下”。”道”者，”路”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道”，实际都是治国平天下”应走之路”，即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就是所谓”治国之道”。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对诸子百家的分析就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他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可见，中国古代系统的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实际紧密联系，而主要解决统治者”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务实性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国古代也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所谓”政者事也”，”治者理也”，这种特色从先秦时起就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贯传统。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也都无不是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家们在分析、说明政治现象时并不注重其结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而着重其实际效用。因此，他们出于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功利动机，往往着重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被统治者接受，即以其”治国之道””以干世主”。另外，在论证方法上也是借助简单类比和形象譬喻，而不注重逻辑推理和证明。所以，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不乏理性思维（尤其是辨证思维），但它主要是一种”实用理性”，也即所谓”经世致用”之学。

　　 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务实性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唯理性。所谓唯理性是指西方思想崇尚”理性”思辨，重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当其摆脱神话和英雄时代后，随即进入自然哲学时期。受当时社会条件影响，一些思想家开始探究自然、宇宙的奥秘，也就是要探寻宇宙事物生成的”始基”、本原及其发展规律。它主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西方思想这一特点的精辟概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