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皮尔波洛·多纳蒂：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研究

　　 （皮尔波洛·多纳蒂：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中泽）

　　 一、社会学依然可以为未来立论？

　　 全球化进程的出现与社会学的理论危机如影相随。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已经将“社会性”转型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19世纪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显得既不适宜“新社会”的概念化，亦不适宜(人类)社会的概念化。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的根本区别已经不复存在。有鉴于此，是否可能建构一个“社会理论”？该理论的架构又将如何？本文认为，现有的“全球社会”理论重复了以往理论的错误，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过于受当时特定社会所具有的历史特点的影响。然而，认为全球社会代表了现代性最后阶段的说法依然有待商榷，其误导之嫌在于，它将(全球化的)特定现象与社会构成的所有方面合为一体。这当然也不会妨碍我们讨论“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将其作为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用语。

　　 鲍曼(1998)、贝克(1998)和吉登斯(1999)等作者都曾用诸如不确定性、风险和流动性等词论及全球化的特征，但这些均未超出我们的知识范畴，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性的危机都伴之以如此“症候”。

　　 目前可以确认的有关全球化的社会学阐释主要有四种，它们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1)全球化即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如沃勒斯坦所言)；(2)全球化即世界的相互依赖(参照法语国家所用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一词)；(3)全球化即心智(mind)的标准化，该词源自马克思在其《大纲》中阐述的“一般智力”概念，简言之，全球化即文化的趋同性；(4)全球化即向着单一“世界社会体系”迈进了一步(如卢曼在1984年所言)。然而，概其所言，全球化被视为现代性实现的成果。即便具有这些认知，人们仍难以破除旧有的、限制质性认知飞跃的视界。而这种飞越恰恰是时下所需要的。

　　 为了实现这一飞跃进而思考全球化及其转型的成因特质，社会学必须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概括性理论(例如“关系性”理论)，从而使我们得以将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具体而言，这一理论应该能够明确地阐述“全球社会”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其他各种社会形态。

　　 建立关系性社会学理论的呼唤源于这一框架，其目的在于避免简化论，并且还要克服后现代理论固有的困境与难点，特别是其禁锢性。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是由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人类兼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社会仍然是由人类所制造，但是，它越来越不完全由人类所组成了，而是包含了越来越多人类所制造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认知方法能够激活社会学建构及社会的人性维度，尽管当代社会生活中存在明显的人性缺失。

　　 主流社会学理论之所以思考现代化“永恒卓越性”(eternal primacy)的原因在于，社会学依旧固守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因此难以超越其特定的文化表现。①时至今日，社会学理论主要涉及“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家系(例如资本主义的多种类型)，而非着眼于与现代性本身决裂。大多数社会学家仅仅论及那些拥护或者敌视现代性的社会现象——无论“现代”一词意指如何。

　　 当代社会学危机的根本原因来源于这一事实，即社会学的表现日渐缺乏“人性”。社会理论越发求助于符号的、生物的和交流的范式。这些范式具有一个共性，即都在试图缩小或者消除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

　　 我坚持认为，古典的社会概念难以抵御全球社会的冲击。为证实这一命题，本文将论证当代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不能认识和解释当代的社会现象。为了理解这些现象，首先必须重新界定社会如何构成。唯此方可比较不同的社会，并且明确新型社会的特点。我的论点旨在说明，唯有关系性社会学理论才能理解和解释崛起中社会的特定形态。为“全球社会”圆满立论，需要完全摆脱依据现代性观点所形成的对于社会构成的认知。这里阐释的元理论(the meta-theory)体现了对于社会如何构成认知的迥异观点，并进而提出了切中主题的、新的社会理论。

　　 二、古典和现代社会学诠释的终结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如何科学地界定社会及其演变特点的问题出现于欧洲。这一点值得回顾。现代社会学的诞生即是对于这些划时代转型的回应。社会学展示出社会开始自行反思其行动结果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广泛的理论，说明人类社会正是自为的固有产物。

　　 当前的情形在某些方面与现代伊始时十分相似——相似性最明显地体现在赞同功能决定论这一普遍趋势中，而非侧重一种共通的伦理和意识形态的要旨。现代社会学曾被认为是一种认识和解释的方法，并且可以引导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剧变。然而，今天它已经失去其理论基础，因为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都在逐渐消失。

　　 今天，社会学本应能够理解和解释这些变迁，正是这些变迁使现代社会转入跨现代(trans-modern)社会。然而，看来社会学不情愿或是不能这样做。原因在于，当代社会学与现代性形影相随，无法摆脱。留给那些抛弃现代观念之人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回到前现代，要么投身于无事实根据、无基础、理论上无望的未来学。一直以来，对于回答这一问题曾有过多种尝试：“全球社会”是否存在？且如何为其立论？尽管有多种努力，全球化时代还是被普遍地视为这样的阶段，其中，社会变迁不再能够被传统的分类法(符号的和认知的方法)所描述。简言之，全球化社会被普遍视为“社会的终结”——与所谓历史的终结何其相似。

　　 从系统理论角度而言，这一问题可以转变为：我们是否在目睹社会以其形成和构建的方式发生着基因突变？这个新出现的社会是一个新的类别吗？它是否被赋予了有别于所有已知社会特别是足以抹杀人类历史的基因遗传？

　　 直至前不久，社会学比较分析方法提供了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若干方法。大约始于1750年至1900年间的比较方法曾主要受惠于前现代和传统文化。相反，当代的方法则源于对微观—宏观联系(micro-macro link)、结构与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的论辩，但其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体的认识论框架，亦未能考虑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深刻变迁。卢曼的社会学理论(1984)则是个例外，其方法代表了新的认识论。然而，其革命性本质仍在论辩之中，因为它仅仅将一种方法(功能主义分析法)转变为一种社会理论。此外，在卢曼之后，功能主义的方法已经愈加显得不适合在第三个千年里对于社会场景进行概念化。现在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出现，而它正处于成型之中。需加强调的是，方法并非理论。理论不同于方法，它旨在理解一个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以一种特有方式再造自身。理论赋予现象以意义，对于“为何”(既有原因—动机，又有目的—动机)之间提供答案；而方法则涵盖了解释变迁如何发生的工具。当“如何”之问题可以被若干量性和质性方法综合掌控时，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它剖析新生现象本源和根本特质的能力。就其根本而言，古典社会学致力于阐述“制造现代社会”的特定途径，而非形成前现代社会的途径。其对比分析的范畴众所周知，它们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社会与社团；机械一致与有机一致；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等。

　　 20世纪的社会学试图复兴和整合所有理论方法的最佳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帕森斯的社会学，他将这些方面整合为社会进化理论。然而，在20世纪的进程中，社会学理论变得越来越有别于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古典的社会学理论是“有机的”、进化式的、合乎规范的，而当代社会学理论则变成悖论的、“系统的”、酌情而变的。问题在于，当代社会不再能够被古典的范畴所描述和理解。当帕森斯构筑其整体社会系统理论时——该理论致力于说明现代社会是所有现存社会之最——他论述的主体恰恰开始消失。现代性导致了现代的消失，而当代社会则认识到自身“不再现代”。

　　 在20世纪末，为了界定当代社会，一些新词被创造出来，例如后工业社会、IT社会、风险社会、不确定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社会、在线学习社会等。这些界定的大多数均可被包罗在“后现代社会”的名下。然而，该词很快就变得含糊且模棱两可。一方面，“后现代”表示“残余”的概念，意指所有“不再现代”之物。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因为“现代”——意指“最近的”和“最为先进的”——不应被加以前缀“后”。

　　 在过去30余年中，大量带有“后”字样的词(如后工业、后福特主义、后民族、后凯恩斯主义、后分层、后福利等)表明，社会学无力为其找到积极的界定。在这一语境中，不少人或者设想社会学研究极为可能出现的终结，或者设想需要将社会学变成另一种科学。大多数社会学家已经试图为现代性及其理论辩护(参见哈贝马斯在1970年、亚历山大在1996年的论述)，另一些人则试图解构现代主义理论(参见鲍德里亚在1990年、利奥塔和卢曼在1992年以及德里达在1995年的论述)。

　　 社会学理论处于颓势是因为其不能自我改造，还是因为它所认定的那个社会客体已经消失了呢？

　　 代社会学对于全球(或全球化的)社会的认知是以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为特征的，往往不尽如人意。为了获得正确的社会认知，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表征理论。这就要摆脱现代社会学深陷的解释学窠臼，即源自于社会结构主义、确信社会学是在以其现代的形式对社会的展示和建构。

　　 对于社会表征持关系性立场有可能促成必要的认识论转向。这就涉及区分和整合社会学认知的四个维度：方法(或者元理论)、范式、局部或特殊性的理论以及方法论。在此框架中，一方面，社会行动与超越之间的界线变得既重要又新颖；另一方面，社会行动与其工具环境(资源、工具、信息技术等)之间的界线也是如此。这样，社会表征便获得了既非个体又非集体的一种关系性意义。社会表征变成了符号形式，它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构成一种“关系性联动”(a relational covariation)，这种联动既不是机械的，又不必是自反的，而是一种经常且必须展示的自然发生的现象。

　　 三、全球化与社会关系：一些未预期的社会现象

　　 社会学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总能对于社会现象提供站得住脚的解释(或称认识)。在一些情况下，其“解释”是循环式的，或者仅仅是同义反复。此外，当代社会学理论不仅难以解释某些现象，而且还称这些现象具有非理性、难预测，或者是“有悖常情的”。其原因在于，这些现象明显地未能与现代社会学理论确立的解释(所谓的定律)相吻合。下面列举一些对于当代社会学来说显得“难以理解的”现象。

　　 例证A 社会创造社团(社团形成共同体)。现代社会学理论不能解释社会的关系如何能够促成社团的关系。然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契约关系形成共同体关系的不少例证，这些契约关系最初都基于工具理性。

　　 例证B 宗教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现代社会学理论把宗教视为注定会被逐渐局限于民众私人生活的现象。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在西方——而且在整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逐渐被视为不仅与个人有关，而且也与公众有关的范畴。

例证C 劳动的去理性化。现代社会学理论把劳动视为一种服务，这种服务以渐进的理性化和商品化过程为特征——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经济无情发展有关的现象。然而，在当今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看到，劳动实践大有对劳动去理性化的苗头。后福特主义的基于项目网络的劳动分工与合作即为最佳例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