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不颠覆“一国两制”应是底线

试想，曾经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现在的香港会是一个怎麽样的状况？或许，北京全面收回香港，和内地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边境开放，香港和内地居民来去自由，今天的香港“特区＂还会存在吗？或许，香港继续是英国的殖民地，每年以上交“租金＂换治权。但想想，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北京会“放水”以人民币不贬值力保吗？遭遇香港经济滑铁卢，北京还会优先开放市场，用CEPA来拯救吗？

除了“一国两制＂，相信还没有一种体制可以让今天的香港依然保持维多利亚海港的璀璨。

“一国两制＂造就了今日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让香港有条件可以商议如何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虽然并不完善，但除了台湾，中国终於可以有一个地方首长是民主选举出来，中国终於可以迈向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的可能。不过，也正因为此，香港社会在争议需要什麽样的民主而分裂成不同阵营，正面临撕裂。更有人消费“一国两制＂，打出当年的港英殖民地旗帜，要时光倒流回到殖民时代，暴露出奴性；亦有建制派人士扬言如果政改不通过，北京已估计最坏情况是“一国两制不再存在”；有的评论甚至直指，中国繁荣富强了，即使多一个香港少一个香港不具备实质意义。

香港普选的争议声中，建制和反对派人士都有挑战“一国两制＂，发出不在乎香港、不在乎“一国两制＂、不怕玉石俱焚的诋毁声和激进倾向。这是企图颠覆“一国两制＂，彻底撕毁香港繁荣稳定的一个危险信号。因为，“一国两制＂不仅关乎香港的前途，同时也关乎中国改革开放，关乎中国的命运。

“一国两制＂意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或者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是中国政治领袖邓小平在1980年代时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目标所制定的宪法原则。邓小平的这一高瞻远瞩，是最早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政治构想。

1981年9月底，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中国政府关於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定位不一，但统一和回归的基本政策是相通且一致的。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香港回归後成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先行者，走上“一国两制＂之路，是香港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探索，同时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标识，邓小平一锤定音。

邓小平曾先后两次明确讲过政治交待。在他退休前4个月，1989年5月，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他说：“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8页)这个政治交待主要讲了中央人事问题。

退休4年后，1993年8月，他和有关负责人又讲了一次政治交待。他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待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3页)这次政治交待主要讲的是中国命运问题。邓小平的两个政治交待，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

在政治交待中，邓小平专门讲开放，选（执行）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执行）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