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香港故事1

那枚催泪弹伴着火光落入人群之中,白色的烟雾四散出来,瞬加将周围的几个人淹没了。带来的那种刺激感是全方位的,类似吃了一大口芥末,眼睛被滴入辣椒油,皮肤发麻或者有灼烧感,头会突然嗡得响一声,伴随着晕眩。这种个体感受,据说因人而异。

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特区的警察首次向香港人使用催泪弹(2005年曾向反世贸的韩国农民使用过)。八十七枚催泪弹,先后在九个地方散开。但这也是回归以来,管制者遭遇的最严峻的挑战。占领中环运动,从酝酿初期就被宣布违法,而现在,数万市民决意加入。一场胡椒喷雾对阵雨伞,催泪弹对阵肉身的战争在展开。很多人戴上了护目镜、口罩或者摩托车头盔,在脸上和身上贴保鲜膜,以防催泪瓦斯。而事实证明,这些山寨护具更多的作用体现在心理建设上。

人们并不知道投出催泪弹的背后决策。在烟雾中,示威者高喊“警察可耻”。现场轮班的总计7000名警力,成功地切断了如潮水涌来的群众和坐落在政府总部的“占中三子”总指挥的联系,不让从海富中心那边涌来的示威者进入政府总部的范围,避免了台湾太阳花学运在香港翻版。

回溯到9月28日凌晨1点40分,被称为“占中三子”的三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与朱耀明,宣布了占中提前启动,把第一个战场放在了位于金钟的政府总部。这个决定既由压力推动,又有策略考量。两天前,罢课的学生们把政府总部外的静坐转为对封闭区域公民广场的冲击,继而被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占中运动与学生罢课捆绑到了一起,而金钟意外地成为了中环的替代目标。占中,变成了“占钟”。

 警察在中午前封锁了立法会和政府大楼的各个入口。位于政府总部下的原本对外开放的添马公园,也无法进入了——占中运动的主台正是设置在其中。本来是行动总指挥的“占中三子”,变成了“无兵司令”,无法与群众直接接触。本来准备好的音响设备,都被没收。而前来与警方理论的几名议员刘慧卿、张超雄和杨森等,也因而被捕,控以“阻差办公”的罪名。

民众越聚越多,逐渐蔓延到了南侧东西走向的干诺道沿线,车流变得缓慢。通往政府总部的天桥出口被封闭了。在没有封闭的天桥上,你似乎仍能看到香港运转如常的微观世界:坐在硬纸板上打牌、谈笑的菲佣——每个周日她们都在公共场合聚会,扛着摄影机的外国记者——他们在这个城市来去自如采访自由,说着普通话的大陆游客——他们购买力强大、喜欢看热闹,但另一个面貌的香港,也将慢慢浮现。

主干道的占领,是在下午近4点时,由一辆面包车与一辆摩托车在天桥下的突然停车而启动的——看起来是故意为之,人群很快涌上了马路,随后不断扩大占领区。胡椒喷雾与雨伞,一度是代表警方与示威者的重要象征——从9月26日的深夜,当学生们冲入公民广场时,胡椒喷雾就启用了。

胡椒喷雾对准示威者发射,人中招后会丧失部分行动能力,需要清洗口鼻。雨伞则可以成为抵挡的工具,它挡开胡椒喷雾的直接喷射——这也是这场运动被国际媒体称为“雨伞革命”的由来。

 广受瞩目的一幕是,当警察出现在添美道中段出现意欲清场时,示威者撑开雨伞对峙胡椒喷雾。警方抢走了最前面的雨伞,暴露身体的前方示威者步步后退。添美道上方天桥的人们把自己的伞撑开,丢给桥下正在对峙的人们。五颜六色的雨伞在风中飘飘摇摇落下,下面的人接住,并报以欢呼。落下的伞越来越多,就像天女散花。

在9月28日的夜晚,催泪弹取代了胡椒喷雾。一切发生的那么快,没有倒数计时(不过警方有举起“警告催泪弹”的旗帜),在下午5点58分,第一枚催泪弹就来了,甚至无法分清是投掷出来的,还是从枪中射出来的——警方用两种方式放出催泪弹,也难以看清那枚催泪弹的形状,在天空中掠过,飞向干诺道的人群,尚未落地就已经冒烟了。之后的两小时,警方又在不同路段投了几轮,才暂告一段落。

当天傍晚,全线地铁均不停靠金钟站。若要前往金钟,只有经由中环或者湾仔。但警方的一些部队,则是坐上秘密的地铁专列前往金钟站,蔚为奇观。

中环交通如常,没有中断,但空气里有一种燃烧的味道。警察与警车随处可见,有警察手持长柄枪——那是过去香港市民鲜见的攻击性武器,可发射钢珠弹。

从中环的人群中穿过,能感受到这座城市人们的意见分歧。七八个人聚集在地铁口,兴奋地谈论着被捕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像谈论着某个传奇。天桥上,一个坐轮椅的老太太尝试和周边的每个人说话,“那些学生完蛋了。他们被警察围住了。他们的人生毁了。这就是下场。”她喃喃不休地说着。没有人打断她,但有些人经过之后,在她听不到的地方偷偷骂“黐线”(神经病)。“最惨就是这班差人。”几个老人倚在围栏上,为街口值守的警察叹气,“(占中者)又说要和平理性,现在又冲击政府,又占马路,展现的明明是暴力。他们没有遵守承诺。”一个裹着头巾的少年,热心地向看起来是游客的外国家庭讲解发生了什么,他的英语磕磕绊绊,但外国人听懂了关键词,眼神流露出同情。

从中环往金钟进发,声音则趋向统一。一个男人对面走来,一路痛骂曾伟雄(警务处处长),用了“狗”、“秃鹰”,以及一些公开播出会被消音的词,他激动地简直要跳起来,同行的女人完全阻止不住。

晚上8点,大会堂向东的干诺道,已经见不到车,昔日车流湍急的高速路变得空空荡荡。路障随处可见,有些是警方设置的隔离。有些则为民众所用,意在堵路,在一些稍空的路段,仍可见到有人在搬运铁马。越往东行,路上的人越多。近政府总部的一座高架桥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而逐渐升高的高架桥,恰好能够错落有致地展现出人头攒动的景象,像是一块被斜铲起来的全是芝麻的披萨饼——考虑到警方之前释放了大量的胡椒喷雾,这应该是一块有胡椒味的披萨饼。

政府总部西侧的龙和道,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军营门口,也有千人聚集。龙和道前方通往政府总部的路被铁马隔断了,由数十个警察把守。军营大门紧闭,仅有四个哨兵把守。人群与军营大门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未见有人去军营前挑衅。

即使在这一片人数并不显著的小型占领区里,也有了“物资站”。红白相间的交通隔离墙围出一片四方地,里面堆着一项项的矿泉水、纸巾、面包与保鲜膜等。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友好地招呼路过的人拿水。“不要钱,不要钱。”他看有人犹豫,特别强调。而在离人群远一点的路上,另一批人从纸箱中取出一瓶瓶的水码放在人行道上,供人饮用。

在示威者的主要聚集区,政府总部南侧的干诺道——那里预计超过了五万人,“物资站”就更多了,每一段就会碰上一个。急救站与临时厕所也出现了,前者的标志是画上红十字的牛皮纸板,后者则是放置于下水道上的帐篷,外面围着一圈撑开的雨伞。有人巡回,举着水派送,一个女人却反问他们,哪里可以捐钱,语气诚恳而急切。现场一时没有捐钱的地方,旁边人安慰她:“心到就可以。”

一个嘴唇上有着浅浅胡须的矮个子男孩跑进人群,拿起扩音器——他似乎还不适应这个玩意儿,被突然发出的大响吓了一跳。他自我介绍是学联的成员(这时有些人欢呼起来),向大家宣布旺角弥顿道也发生了市民的自发占领,请大家坚守下去。人群振奋起来,很多人站起来长久鼓掌。说完后,他害羞地走开了,假装低头玩弄着手机,避开目光。当日晚些时候,铜锣湾和旺角,香港两个人流最密集商业区的街道,也发生民众的自发占领。

近年香港的大规模集会中,到处可见的分离主义的旗帜,几乎消失了。港英的米字旗、龙狮旗等政治符号不见踪影。没有见到法轮功的宣传。偶尔能撞见标语。一个标语写着“全民制宪”,而旁边,白色的“共”字打着一个红叉。

在添马公园的挂有“庆祝国庆六十五周年”标语的舞台旁,遥相呼应的是另一个标语,“香港命运要自主”。有的标语似曾相识,“守护香港,拒绝沉沦”,反占中人士也喊过类似的话。显然,双方都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有权这么说。

示威者普遍是学生模样的人——有倚在一起的情侣,有穿着紧身背心、肌肉鼓胀的像是橄榄球队员的男孩子们,有胖乎乎的不停摇着扇子的女孩,中老年人的数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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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诺道变成了一个绵延3公里的呈细长状的巨型广场。呼喊声一波接着一波。站在任何一点,都难以看清全貌。时不时就有人牵头喊起口号,但又很难准确判断具体方位。就像是保持热身一样,人们保持着情绪的热度。有人打起了手鼓。小规模的演讲到处进行,其中不乏熟面孔,比如保钓行动的“阿牛”曾健成,他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并不是所有的演讲都能成功,有个中年男子拿起扩音器总结普选之路。大概是他的声音过于平和,他没有获得明显回应。

在近湾仔的告士打道上,一辆黄色的双层巴士被堵在人群中动弹不得。司机仍留在座位上,但空调已经停了,车门打开。不少示威者登到二层,去远眺或者拍摄,仿佛这辆巴士成了一个新的观光景点。

失陷在人群中的还有几辆警车,里面的警察已经不见了。虽然用安然无恙形容它们并不恰当——有辆车的玻璃被砸了,另一辆则被在车头写上了“犬”字、贴了张写着“良知”的纸以及其他讽刺,但这已算是最大的破坏了,西方示威新闻里常出现的车辆焚烧与掀翻没有发生。

共产党没有成为众矢之的,怒火导向了特区的直接管治者。对于“广场”上的人来说,最不受欢迎的人是特首梁振英。促他下台的口号此起彼伏,似乎从未停歇。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上,他的头像被做成了吸血鬼的样子。最不受欢迎的群体则是警察。一个男孩从围栏露出半截身子,冲着警察喊:“警察们听好,你们已经被所有市民重重包围,请放下手中的武器!……”旁边同伴们纷纷拍手叫好。另一个男孩则采用怒视战略,他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在封锁线上警察对峙了4个小时。也有人尝试和警察讲道理,添马公园东侧出口,三个女孩向警察哭诉到跪下来,“我们都是香港人啊,你们要保护我们啊。”几个看起来超过60岁的老人则激烈讨论警察会不会开枪。

总有些人充满警惕。一个香港青年只因为多问了一句,便被一个满脸皱纹的男人狠狠瞪视:“你肯定不是香港人!你是大陆人!你来这里干什么?”而另一个人比他更无辜,他被其他人当成了便衣,经过辩白后,大家才明白是个误会。人群散去,没有人追究谣言的来源。整个晚上,不断有人被指认为便衣并遭到辱骂,到处充满了草木皆兵的气氛。

“广场”上没有明显的领导者,但有着内在的秩序。物资运送或者转移时,人们自发站成长达几百米的两排,接力物件,像是肉体流水线,将产品有条不紊地输送到下一站。在抵挡胡椒喷雾中被派上大用场的雨伞,在路的一边集中摆着。垃圾桶旁已经堆满了黑色垃圾袋,码放整齐。有人手持垃圾袋像寻宝者一样,四处搜集垃圾。但也有人拒绝了把香蕉皮扔进去——他用保鲜纸裹好放回包里,“不要给现场垃圾处理工作带来负担,可以自己带回家扔”。

而在“广场”的延伸处,地铁的出口,有学生举牌为人群指明路线,上面还写着,“请下载Firechat通讯”——“广场”网络信号不畅,这款依靠蓝牙联系的应用在28日下午之后的24小时内,多了10万名香港用户。

一切只是风暴前暂时的平和,警方的停歇只有两个小时。晚10点,清场开始了,警方自大会堂的路段发起了进攻——这里没有形成人潮,推进似乎是轻松的。他们在道路上集结,站成一排,像条锁链般封住了道路,从马路中间直至两侧的行人路。他们的制服不是常见的天蓝色,而是土黄色,配有鼓鼓囊囊的马甲——那是防暴队的衣服。

为配合行动,催泪弹再次投放。一些人事后回忆起来,最恐惧的一刻反而是在投弹之前,警察以统一的动作脱下头盔,戴上防毒面具的时候。那面具是蓝黑的,有着长长的管子连接,戴上之后,无法看到表情,甚至无法分辨男女。

人群沿干诺道退逃之时,那场景就像生化危机。以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与维多利亚港为背景(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在海边新建的颇有魔幻感的摩天轮),戴着防毒面具的警察以一种并不齐整的方式,穿过烟雾,沉默地并排推进着。他们有的持透明的圆形盾牌,有的握细长的警棍,有的配备长柄枪。大多数时候,他们缓步前进,但偶尔,也会慢跑一段。每推进几十米,警察就会停下,而人群重新聚集。

人们很快发现,催泪弹的局限性。只要逃跑及时,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一个叫胡丽云的女记者被催泪弹击中了腿,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有几个胆大的人,甚至尝试捡起催泪弹丢向警察。

我们不是敌人

在这样一片混乱中,文明依然在场。撤退的示威者总互相提醒小心、克制、不要挑衅警方,撞到一起的人争相说着对不起。警方展现了行动上的自律,也释放了一些善意,他们会搀扶倒地者——那个人可能几分钟前还指着他们鼻子痛骂。一名穿着裙子的女记者,在跨过铁马的时候,被旁边一位防暴警察扶住,她感激地回望他,想给他一个微笑,但却只看到他那双防毒面具下的眼睛。

在警察启动清场不久,占中三子与学联就曾呼吁群众撤离——那时谣言已经四起,有人称警方开了枪。一些人很快离开了。但从仍然囤积的大量人流来看,统一指挥权并不在这些领袖手中。去中心化的群众运动已经形成。

群众所恐惧的橡胶子弹和真子弹并没有出现。没有伤亡发生——如果不计轻微擦伤的话。催泪弹原本的作用是恫吓与驱散,虚张声势正是其意在实现的——巨大的声音,浓烈的烟雾,喷射的火光,奔走的人群。从电视上看来,催泪弹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展现。

催泪弹也许震慑了群众向政府总部的进攻和对中环的扩散,但在金钟马路上清场并不成功,人群在街道间切换,终将重新聚集。

但催泪弹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激起了更多的同仇敌忾,以及一些原本中立者的同情。但一些本来就持反占中立场的民众,则认为这是低度的暴力,尤其比起西方国家的国际标准,一场几万人与七千警力的冲突,很可能是伤亡惨重。

这一夜注定被写入香港的历史。如果把画面定格在硝烟弥漫的午夜时分,符合逻辑的猜想应该是,更为惨烈的战斗一触即发。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某种逆转。

次日,以金钟为中心蔓延至湾仔与中环的“广场”,仿佛成了电影《暴力街区》里的那个自生自灭的隔离城区——警方撤走了所有的防暴队,不再驱逐占领者,只守住边界。谈判专家被派出对话,但更像是一种姿态,占领者并不是听从统一号令的铁板一块,谈判专家除了劝喻撤离也提供不了什么更好的条件,谈判注定失败。特区政府的策略似乎变成了容忍与观望,以退为进,等待占领者的内耗。

相较第一晚,“广场”也在发生着变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有的物资站因物资饱和,甚至注明“请不要捐助我们”。不同诉求的政治团体进驻,像发展根据地一样各立山头。他们政见可能完全相左,一些人被他人视为“左胶”(僵化的社会主义者),反之,另一些人则被看成“港独”。占领者们的最大公约数,恐怕只是公民抗命有理。法轮功也来了,他们的宣传方式一如既往,有人表达对他们的抗议,在其横幅下标注“并不代表我们香港”。

从好的方面来看,这里就像群众自治的巴黎公社,更多的广场秩序与规则在建立,没有人再想着去瘫痪金融中心了——那本是占中的终极靶标,甚至,连一般的破坏行为也没有发生,那些占领区的中资银行、奢侈品店已经关闭了,但与示威者相安无事。一种欢快与自我感动的情绪洋溢在“广场”上。但这里不是在搞嘉年华,鲜有人喝啤酒,也不见儿童。正如有人说,“我们在打仗。”

谁也不知道,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平静能够持续多久。在2013年初占中概念提出之时至今年5月的若干次民意调查中,反占中者始终超过了半数,但目前为止,这股力量没有动员。至于那些受影响与持反对态度的香港人的声音,对于占中者来说,并不重要。

“广场”的沸点来临,总在夜晚,白天的暑热有所消退,示威者从四面八方涌来。人们会反复唱起《海阔天空》,高举手机打开闪灯。那一刻,“广场”被万点光芒点缀,亮若白昼,灿似星河。

(刘项、邹思聪、江雁南、朱永潇、吴薇一、罗悦轩参与采访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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