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的李海文(音译)在从杨凌当地政府租来的土地上种了药材,而不是粮食。“粮食种的越多,”他说,“就越穷。”

47岁的李海文(音译)在从杨凌当地政府租来的土地上种了药材,而不是粮食。“粮食种的越多,”他说,“就越穷。”

中国现有征地制度的巨大利益使政府不愿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目前试行的流转政策,不能让农民种粮变得有利可图,促使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农村发展严重滞后。

选自《纽约时报》,作者:IAN JOHNSON

在大约400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的农业耕作一直是中国文明的试金石。据称,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后稷就是在这里教中国人如何种植谷物的,这个地区的丰收支撑了中国最早的王朝,给附近帝国都城里的官员和士兵提供了口粮。

但是如今,杨凌的农田已经荒芜。因为挣钱太少,那些最年富力强的农民纷纷搬到城市,于是这片处于中国中心的农村地区便成了一片空地。留下来的都是像74岁的惠宗昌这样的人。他在半英亩(约合3亩)的农田里种植小麦和玉米,而他的儿子则在东边的大城市西安打零工。

除了腰有些挺不直,惠宗昌仍然精力充沛。他说,种地基本上挣不到钱。他种地只是为了寻求保障。“要是我不继续种地,他们将来种什么?”他在提到孩子们时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混下去。”

对于中国而言,农业已经从传统文化的基石,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后毛泽东时代经济腾飞的引擎,变成了一个负担。

农产量仍然很高。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农村里很少有人能在那里看到自己的未来。最新数据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为3倍。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也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宣称,解决农村问题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去年,他们出台了一份以农业政策为中心的新经济改革计划。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像是一团乱麻。

首先,这里有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农田的面积太小,根本无法带来很高的收益。中国农田的平均面积为1.6英亩,而美国的则为400英亩。然而,由于中国农民不享有农田的所有权——他们都是向政府租借土地,所以这些土地很难被合并为面积更大的农田,以进行更高效的操作。

农田私有化可以让市场力量创造出面积更大的农田。但是,对于共产党而言,这将是政治上的雷区。这样做还有可能加剧不平等现象,把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许多农村家庭失去土地。所以,倘若这些农村人在城市里遇到困难,他们回到家乡也没有土地可以依赖。

“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需要一系列改革才能得到解决,”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政府顾问罗剑朝说。“没有什么魔术子弹。”

9月晚些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在杨凌和中国其他地方展开一项试验。这项举措叫做“流转”,虽然没有实现土地私有化,但却把土地使用权交给了农民。农民可以通过转移土地使用权来获取租金。

这样做是为了刺激私人土地市场,把中国家庭经营的劳力密集型农田通过转手,合并为大规模的工业化企业。理论上,流转可以在不切断农户与土地的联系的情况下,让这一切发生,因为他们可以把收取租金作为安全保障。

习近平是将这项政策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的关键推出的。然而,质疑者表示,这表明政府仍然不愿意考虑已经在许多国家奏效的大胆举措:把土地所有权完全交给农民。

“土地私有化是个关键问题,但这完全是个禁忌,”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问题专家陶然说。他说,共产党领导层“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还有些东西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身份更加重要。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农民革命中掌权,并迅速实现了农田的集体化。同时,土地国有也是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城市附近地区,地方官员经常会重新划分农业用地,然后不顾居民的感受,以巨额土地出让金把它交给开发商,有时还会引起居民的激烈抗议。

有人认为,政府对农村的政治控制系统可谓岌岌可危。“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农村制度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弗雷德·盖尔(Fred Gale)在他颇有影响力的博客点心数量(Dim Sums)上写道。这个博客专门关注中国的农业领域。“如果放弃这种控制,官员就会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农村。”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拥有15.5万人口的杨凌地区便一直是农业科学的中心。在这里,政府回避私有化的尝试存在的几个问题,颇为明显。

因为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无法出售土地,一次性获得一大笔可以用来重新开始的款项。他们也无法通过抵押土地获得资金,对土地或其他方面进行再投资。

国有杨凌农村商业银行分行经理杨特望(音译)表示,从流转试验开始以来,他已经发放了大约300万美元(约合1840万元人民币)的抵押式贷款。但他说,那些并非真正的抵押贷款,因为如果农民违约,银行没法收回土地。土地的所有人是国家,不是农民。杨特望说,因此他通过只向大规模的菜农和果农放贷的方式,让风险最小化。

“其他的划不来,”他说。他表示,比如种粮食的农民可能永远都贷不到款。

另一个问题是,弄清楚如何制定农村家庭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收取的租金。

杨凌成立了一家土地银行,接收了一片面积达36平方英里(约合93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将每英亩土地的最低年租金定为750美元。农民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收取租金,或是从国家手里回租土地,继续耕种。

但租金可能会扭曲市场。比如,它们阻碍了粮食的生产。卖粮食的收入,不足以高出租赁土地的成本。名为李海文(音译)的一名居民说,每英亩粮食的收入约为1250美元,年利润约为500美元。

“粮食种得越多,”他说,“就越穷。”

李海文种了中医使用的木兰。但他说,种地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专业的景观美化。“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开放了,看到还有其他赚钱的法子,”他说。

租赁价格究竟为何如此之高尚无定论。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租金甚至比杨凌还高,最高可达每英亩12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平均每英亩耕地的租金为136美元。一些专家表示,抬高租金的,和导致中国城市房价高不可及的是同一类猜测。即便在杨凌这么偏僻的地方,一套1000平方英尺(约合93平方米)的公寓的售价也高达5万美元,而在北京等城市,房子的售价可能是它的十倍。

最近几个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等银行一直在高价购买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关注农村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农业专家李平表示,这些收购是着眼于重新规划土地,将其用作住房和商业用地。

“就像这里的房价比美国大部分地方都高一样,”李平说。“这是不可持续的。”

杨凌的成功故事之一,是张红利的案例。他接管了之前由三个村子耕种的197英亩土地,每年支付大约15万美元的租赁费。

银行工作人员杨特望称这是一种双赢的交换。张红利用土地种西瓜。在西安,卖西瓜利润可观。与此同时,放弃土地的家庭每年平均收取大约500美元,而且几乎所有家庭都从政府获得了免费公寓。

政府规划者希望更多农民迁往城市,这样乡下的人口就会逐渐减少,规模越来越大的耕种便可取而代之。对城市里已经为其安排好了一份工作的农民来说,这个制度颇具吸引力。但对像66岁的周院生这样依然想种地的人而言,这个例子表明他们的话语权有多小。

“重大决策政府说了算,”他说。“没人问过我想怎么处理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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