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潘知常：王国维：生命绝唱

　　王国维:生命绝唱

　　潘知常

　　文化神州丧一身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黯然自沉。作为一代学术赤子与学术烈士，他的死使得20世纪的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灵感，但是，也因此而成为20世纪的中国的一个永远的神话.

　　 对于任何人而言，诞生都只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事件，而死亡则不然。就自杀而言，则尤其不然。它是令人震惊的最为内在的事件。这“最为内在的事件”，在一般世人，是对于外在世界的绝望，是走投无路的形而下“死”，在思想家，则是缘起内在信念的毁灭，是走投无路的形而上“死”。王国维的自杀正是如此。远远超过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明末清初时代的“天崩地解”的晚清的“道术为天下裂”与“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使得他命中注定地与一个“前人以及同时代的人所无力解决的问题”邂逅，显然，他的成功就在于勇敢地面对了这一问题，但是他的失败却在于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反而被这个问题所压倒。命运，竟然如此地令人诧异：他为此而争分夺秒地燃烧（他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燃烧），燃烧成一道发光的曲线，然后——突然爆炸，最终——演绎而为走投无路的形而上“死”。

　　显然，对于王国维来说，这走投无路的形而上“死”就是他的精神墓碑，犹如撒手悬崖就是贾宝玉的精神墓碑。然而，倘若简单地认为王国维走投无路的形而上“死”是死于晚清的“道术为天下裂”与“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则又未免肤浅。“文化神州丧一身”，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进而，“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在这里，“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固然可叹，但是，“劫尽变穷”才真正可悲。费尽了全部的心力并且预支了全部的生命能量，却于偏偏“劫尽变穷”，偏偏“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偏偏命中注定的只是惨重的失败！王国维，这个大河民族的守望之神，当他历尽九九八十一难而完成生命的最后登攀，早已等待着他的，竟然只是“死亡峡谷”。郑板桥曾感叹：“天生孔子，其气尽矣。”难道，天生王国维，也“其气尽矣”？

　　而且，联想到王国维最初接触到西方思想之际的豪情万丈，我们更不能不问：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美学确乎面对着“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但是，王国维不是已经找到了作为“第二佛教”的西方思想作为挽狂澜于既倒的拯救之良方了吗？为什么毕生服膺于西方思想，但是最终却只能发出呼天喊地、天地不应的感叹：“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 ？为什么曾经给他带来莫大之快乐的西方思想最终却不但不是一种心灵的安慰而且反而成为一种致命的伤害？为什么曾经使他强大起来，丰富起来的西方思想最终却不但未能使之生而且反而使之死？总之，王国维的西学之旅为什么最终竟成为地狱之旅、死亡之旅？

　　就是这样，王国维的走投无路的形而上“死”凝聚成为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一种不堪回首的精神创伤、一个世纪隐痛、一曲生命绝唱。

　　回应这精神创伤、世纪隐痛、生命绝唱，则无疑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一、“忧生”美学的诞生

　　“独学之时代”：从康德到叔本华

　　作为世纪第一学人, 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中的出现，堪称奇迹。

　　20世纪，在中国乃至中国美学都是一个重估人类一切的世界，而不是人类重估一切的世界。在这方面，王国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起点。历史酿就他，其全部的意义就是要秤量过去的全部世界。因此，他似乎不是美学家，而是炸药。他的意义就在于：他所反对的，是国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由于他的诞生，我们必须把美学的历史划分为“他之前”与“他之后”。也是由于他的诞生，我们突然意识到：头足原来可以倒置，平原竟然都是丘陵，而国人眼中的金字塔实际却是海市蜃楼。他的貌似枯槁的短句子中的蕴涵是如此丰腴，简直就是一场风暴，一下子就卷走了中国美学堆积千年的陈腐的思想垃圾。在灵魂的境地从未学会站立的中国美学，也终于得以学会了站立。

　　显然，王国维不但是世纪第一学人，而且也是曹雪芹美学思想的第一传人。第三进向的人与意义的维度，三百年后在王国维那里再次得以凸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已经并非像曹雪芹那样是依赖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而是在西方美学的语境下得以完成。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双仁巷。这一年，光绪七岁，慈禧四十三岁，马克思五十九岁，恩格斯五十七岁，尼采三十三岁，严复二十三岁，康有为十九岁，蔡元培九岁，梁启超四岁，而叔本华已经辞世十七年。

　　 与贾宝玉类似，王国维自幼对孔孟老庄就毫无兴趣。他自称“平生读书之始”开始于“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 。这是在1892年。显然，从一开始，他的“悦”而读书，指向的就是曹雪芹所谱写的“天地所生异人”的谱系。1894年，在他十八岁的时候，“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 显然，这更是他从曹雪芹所谱写的“天地所生异人”的谱系进而转向西方所谱写的“新学”人物谱系的开始。

　　王国维与西方思想的亲密接触，主要是在1901年—1911的十年时间。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任书记之职，在日本田冈君文集中首次看到被引用的康德、叔本华哲学，顿时心有戚戚。1901年，26岁的王国维开始大量接触西方文化。最初，王国维阅读的是康德的哲学著作，如《纯粹理性批判》等等，然而窒碍难解，于是“更辍不读”，转“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本华之书，思精而笔锐。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今译作康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

　　 在《三十自序》中，王国维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独学之时代”。“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独学之时代”也就是“独上高楼”之时代。1903年，王国维在《哲学辩惑》提出“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1905年王国维又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把西洋思想称为“第二之佛教” 。这充分显现了王国维的目光之卓越。

　　死生事大

　　借助于西方叔本华的思想，王国维的思考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再看他的内心世界： “厚地高天 侧身颇觉生平左，小斋如舸 自许迴旋可，聊复浮生 得此須臾我。”（《点絳唇》） “试上高峰窺皓月，偶开天眼覷紅尘，可憐怜身是眼中人。”（《浣溪沙•山寺微茫》） “君看岭外嚣尘土，讵有吾侪息影区!”（《重游狼山寺》）不难看出，他所焦虑的“人生问题”，完全是个体的生命困惑。例如在《人间词》150阙中，“人间”字样出现了38次，而与“人间”二字相对等、相依存者，惟一“梦”字而已。显而易见，这里的“梦”也已经完全不同于人生如梦的古老叹息，而是一种个体觉醒之后的困惑。这意味着：与传统的对于国家、天下的困惑不同，王国维是因为“人生之问题”而走向美学的，这无疑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的起点。“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日夜相迫于前,而要求吾人之解释,不得其解.则心不宁。叔本华谓人为形而上学之动物,洵不诳也。哲学实对此要求,而与吾人以解释。夫有益于身者与有益于心者之孰轩孰轾,固未易论定者。” 而“人生之问题”的核心，就是源于个体生命困惑的“忧生”，而且“忧与生来讵有端”，所谓“死生之事大矣哉”。中国美学历史中“石破天惊”的千古一问：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就是与“忧生”俱来的生命困惑。

　　作为美学传人，我们曾经频频自问：在上个世纪初，美学家为什么会成为美学家？王国维又究竟比我们多出了什么？现在来看，答案十分清楚，就是：个体的觉醒。百年来，美学家至今仍对我们产生深刻影响的为什么首先是他，而我们为什么也不得不一次次地回到王国维提供的起点，原因就在这里。时代的巨手，撩开了人性的面纱，才使得被遮蔽千年的个体生命存在艰难地露出了冰山一角。王国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率先把握住了这样一个世纪性的主题，并且努力为之命名。而所谓审美活动，在王国维看来，就只能是个体生存的对应之物。审美活动也必然与个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个体生命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审美活动只有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王国维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遗腹子，成为那个“道术为天下裂”、“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的时代的第一发言人。

　　美学的根源不在“忧世”而在“忧生”

　　由此，王国维敏捷地越过了传统美学的“忧世”陷阱。在他看来，欲望的成为与生俱来的本体，意味着美学的根源不在“忧世”而在“忧生”，因而，它思考的不是社会的缺陷，而是生命本身的缺陷。

　　”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于此对应，他们虽是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 。如此美学显然为王国维所不屑。而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被遮蔽也使得“我国无纯粹之哲学”也无纯粹之美学，王国维发现：“德配天地”的孔子“仁义”之说缺乏“哲学之根柢”，一般的“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株儒倡优自处，世亦以株儒倡优畜之” ，“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 。因此，“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文学小言》）。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美学所造就的只是精神大面积失血的伪审美，根本无涉于人与意义的维度。而伴随着始终被遮蔽着的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浮出水面，美学之为美学，也就回归到人与意义的维度，回归到终极关怀。

　　由此，所谓审美活动，在王国维看来，就成为个体生存的对应之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 此说一出，令人醍醐灌顶，耳目为之一新。于是真正的美学应该是直接发自灵魂深处而没有经过伦理道德检验的美学，应该是与纯粹之哲学完全一致的纯粹之美学，由此出发，王国维才会偏偏去读前四史而冷落了十三经，才会偏偏在美学生命的开篇就写《红楼梦评论》却无视圣人圣言的经典精神资源的存在，也才会偏偏选择了宋元戏曲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去理会传统的文学艺术。犹如林黛玉爱的是花朵背后的与伦理道德无关的纯美生命，他所爱的是文化背后的与伦理道德无关的精彩灵魂。这就是他的不死与必死的全部奥秘。

　　同样，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该是直接发自灵魂深处没有经过伦理道德检验的的文学艺术，应该是与反映铁与火的文学艺术完全不同的充盈血和泪的文学艺术。由此出发，无疑只有“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以血书者”， 才能“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也才是真正的作为“彻头彻尾之悲剧”的文学艺术。而王国维本人的区别“自道身世之戚”与“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区别“政治家之眼”与 “诗人之眼”、 区别“诗人之忧世也”与“诗人之忧生也” ，以及坚持“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 ，“遂不以发表自己的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 “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 “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 ， “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 ，其全部的理由也在于此。

　　于是，在王国维那里，生命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一场心灵的地狱之旅，一种可怕的末日之感，神秘的悲剧情怀充斥于其中。生命犹如昙花，仅仅只能一现。生命之为生命，无非就是从死亡中盗取生命，无非就是营造死亡，无非就是对死亡的临深履薄，无非就是对于死亡的供奉。也因此，不但生命的意义要死亡来剪彩、揭示，美学也要由死亡来签发出生证明。生命的高贵必须从先行到死开始，个体也唯有直面死亡才能直面自由。“欢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后”。既然最后一击肯定来自死亡，由此回头看生命，自然悲观无限。必然死内在于生、制约着生，死就是生，生就是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