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承接毛、邓,规划未来三十年

   郑永年:我今天想先讲一个多小时,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大家有问题可以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我讲还是聚焦中国的内政方面,因为中国的内政方面比较难了解。实际上香港问题、中日关系等,大家看看报纸也是知道得差不多了。内政方面我主要是围绕习近平来讲,刚才主持人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外会问习近平在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其实中国很多人也在问:我们这个国家这个船往哪里开,习近平是船长,要回答这个船往哪里开的问题。

   我今天就讲一些个人的看法,也不是代表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我觉得要理解习近平在做的,就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组织。如果你看其他国家,人们讨论的是市民社会和社会力量等。在中国,共产党还是主体性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挑战它。中国的社会力量在长大,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力量可以挑战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改革的主体。从党的角度来说,我专门写过一本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是我们外面所理解的政党,像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日本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等,它是不一样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一定要考虑长远的目标。长远的目标非常重要。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多数国家的多党制只能考虑我当总统、总理任期之内的事情,超过任期就不考虑了。像新加坡的PAP这样的能为长远考虑的党也不多了,越来越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要了解习近平首先要理解他不是完全在考虑自己。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十年,他考虑的并不是他要做的两个任期的事情。我个人感觉到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考虑他后面三十年的事情。这一点跟以前的江泽民、胡锦涛不一样。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三十年,邓小平三十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三十年,这个非常重要。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掌握政权是1949年。四九年以后他应该搞建设,搞制度建设。很可惜的是他是理想主义者,四九年以后还搞继续革命,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就是接受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转向搞现代化建设的三十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江泽民,胡锦涛,他们的各十年都属于邓小平时代。现在真正进入后邓小平时代。胡锦涛可以说是邓小平时代向后邓小平时代过渡的十年,现在正式进入了后邓小平时期。习近平考虑的就是下面三十年的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人说毛泽东是第一代,邓小平第二代,那么,习近平就是第三代。

   习近平努力使毛、邓的历史矛盾统一起来

   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就需要很多的条件。他执政以后一直在做,我觉得他做得蛮成功的。

   第一,他努力使得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是那么矛盾,就是把他们统一起来。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左、右派之间争论非常大,左派是比较相信毛泽东,所谓的右派比较相信邓小平,所以今天分为两派,打得头破血流,互相不说话。习近平所做的就是使得毛泽东和邓小平统一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对。实际上,历史是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邓小平。我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点习近平做得不错。无论是毛泽东的诞辰还是邓小平的诞辰都隆重纪念,我觉得历史是历史。最近有关邓小平的电视片很火,它慢慢地恢复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前总理赵紫阳也在电视片上出现了。因为老一代人恩恩怨怨、斗来斗去斗过去了,后一代人就不要像老一代人那样。这样,历史会比较公正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做得不错。但是他的挑战很大。

   另外一个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他后面三十年的改革怎么办?怎么走得下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次反腐败运动和前面的不一样。今天想讲的就是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把我所理解的习近平改革的那些事情。

   习近平结束分权状态,走向集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从政治上,习近平上台以后最主要的就是结束了以前的分权状态而向集权发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中国从邓小平1978年改革以后,每一次改革都是分权的,八十年代是分权的,邓小平南巡以后也是分权的。中国的集权从朱镕基当总理开始经济上集权,但是整个胡温时代是分权的。那个时代的分权不是说中央主动分下去,而是集不起来了的结果。现在为什么要集权?习近平说,改革容易做的已经做了,不好做的没做;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啃骨头就难一点了,所以要集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既得利益成长得很大了,既得利益阻碍改革了。中国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穷,穷则思变,改革比较好改。人都是自私的,把自私的方面放出去,叫他去赚钱就行了。但是,实际上,改革也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如果大家把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最好改的,经济改革就是鼓励大家去赚钱,社会改革就是要大家掏出一部分钱来给穷人,这就比较难。政治改革更难,要把权力拿出来。所以,好改的改完了,不好改的东西,需要改革,就需要集权。现在,有些既得利益长大了,觉得已经很好了,不想再动了;以前大家都饥饿的时候都要改,现在他觉得吃得好好的他不想改了。有的人吃得太肥了就跑不动了。他也不想改了,怎么办?你要改,就要靠集权。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集权结束了胡锦涛、温家宝这个时代分权的状态。胡锦涛、温家宝他们上来的时候也是想做很多事情的。我记得SARS以后就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目标,他们也提出很大的一个蓝图。但为什么做不了?当然他们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像社会保障、低保等做了一些,但没有一个改革的突破口。为什么?就是体制不行。这个体制就是当时所说的集体领导。当时是9个常委。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最高的权力决策机构,9个常委基本上一人一票,大家一样的,一人一票,这就很麻烦。

   清华的胡鞍钢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中国是集体总统,美国是一人总统,我们有9个总统,集体总统要比一个总统好。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集体总统到最后可能一个总统都没有,集体负责到最后没人负责,集体领导到最后没有领导。这样不行的。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谁负政治责任,9个常委一人一票的情况下大家就互相制衡,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西方人讲三权分立,中国党内是九权分立。为什么会出现周永康这样的例子?是顶层设计出问题了,顶层设计就是九个常委分工负责,你管这一块,他管那一块,这就是分封制,就是封建主义。周永康的事件很明确地说明这种分工的东西不行。实际上,我觉得,当时的领导层做不成,是因为大家互相否决,谁也不服谁。那个时代,老百姓都在抱怨不知道谁在负责。这样的体制就使得很多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反而出现像周永康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要集权。我觉得习近平的判断很准。

   我们这里要做个比较。比如越南。越南以前跟中国的改革是非常跟紧的,中国做什么越南就做什么。但是越南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越南高层跟中国刚好走的是两个方向。中国现在就在走比较集权的路线,越南高层非常分权,他们现在就是四驾马车,党的总书记、总理、国会、国家主席分别是四个人,不一样的。他们领导集团非常分化。人们分析越南时,就感到很危险。上次越南骚乱就很危险了。如果什么时候越南发生一个颜色革命大家都不会惊讶,因为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习近平建立中央小组集中领导,而这些小组是公开的,是可以制度化的

   对今天的集权,大家有点儿担心。人们问,这个集权是不是为了巩固领导人的个人的权力呢?当然,我们需要继续观察。但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我是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集权主要的表现是成立了四个新的组织,一个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个就是关于信息化互联网的领导小组,一个就是国安会,第四个就是军事改革领导小组。除了军事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是军委主席,是当然的组长,其他三个组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下面的政治局常委分到各个组。以前9个常委,现在7个常委。在以前的体制,7个常委各管一块。现在不是这样了。习是组长,哪一块都要管;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几个常委就分到不同的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协调性会比较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大家没有看到,以前有争论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是习近平自己当。一些人觉得应该李克强当。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应该是总书记当的,江泽民时代也是江泽民当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以前中共党内高层的领导小组都是“地下”性质的,是不公开的,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成员是谁也不知道。但习近平所做的就是这四个小组全部公开,是正式的组织,这样就比较好办。如果是非正式的组织,就容易变成个别领导人政治操纵、政治弄权的一个组织,但是正式化的东西比较公开透明,大家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不开会,开会讨论什么都公开了。这个就比较好。正式的组织可以制度化的,可以继续发展的。

   习近平受李光耀等人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他不会学毛泽东,他是想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所不同的地方,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他要学的是东亚的那些权威人物,比如李光耀、蒋经国,在制度化方面做建设。这个月马上要开的四中全会肯定要讲很多制度建设的。所以绝对不要小看他,这个方面的进步非常重要。

   集权也有负面效果,四中全会后还会分权

   但集权了以后也会产生一个负面效果。现在一些人就说,老大,这个权力都在你手上,那你去干活吧,其他人就看着。所以就比较麻烦。我觉得,集权本身不是目标。无论是习近平、李克强他们也是在强调行政审批权的下放。集权主要是向既得利益方面拿回一些权力,最后要把权力放到地方政府、放到企业、放到社会,否则没有办法改革。不是说改革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事情,改革的权力还是要下放下去的。我的估计是四中全会以后,目标主要是要放权。这个会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没有人给你干活,没人给你干活就比较麻烦了。

   反腐败就是要反既得利益集团,反经济垄断和寡头政治

   第二个就是集权跟反腐败有关系,反腐败就是反既得利益。中国这些年来的腐败,我作为学者是不理解的。假设你贪污几十万、几百万,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你可能是为了改善生活,但是你贪污几十个亿、几百个亿,甚至几千个亿,你几个辈子都用不完。所以反腐败,要集权。没有权力哪来反腐败?从邓小平八十年代开始,每个领导层上来都进行反腐败运动,从来没有中断过,为什么还是腐败成这个样子呢?

   这次反腐败和以前的反腐败不一样。这次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前苏联之后的俄国、东欧、乌克兰,都产生了寡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被分成几块,工业部门、钢铁、电信、银行,每一领域就是一个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经济寡头。但经济寡头一有钱就玩政治,经济寡头就会转向政治寡头,这是后共产主义最麻烦的事情。

   俄国在叶利钦时代就是个寡头时代,直到普京上来寡头才有所遏制。今天乌克兰的问题就是寡头政治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寡头全部转变为政治寡头,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所谓的民主就是寡头之争,寡头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互相斗。大家都有一个政党的名义。一旦当经济寡头转换成政治寡头,政治寡头以民主的方式出现了以后,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我想乌克兰没有什么希望,每一个领导人背后都有寡头。有些听俄国的,有些听美国的。在寡头主导的国家,一旦出现多党制,整个国家就会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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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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