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24周年：东德转型为何缺少清算？
柏林墙的倒塌，成为苏联集团垮塌的标志，那是全人类的狂欢节。狂欢过后，终究要归于平静，然后，面对实际。柏林墙倒塌后，东德是如何转型的？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但由于某种原因，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东德发生了什么，或者，知道东德发生了什么，却不知道为何如此演绎。
由信孚研究院和凤凰网组织的“名博东欧访问团”第一站就选在德国。访问了德国外交部，与德国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弗兰科哈特曼(Frank Hartmann)先生座谈；访问了德国议会，与联邦议院达格玛斯科米（Deutscher Schmidt)等5位议员座谈。在两次会谈中，我所关心的问题都是：1，德国的私有化进程为何很少有人利用公权力掠夺原来的国有财产。2，德国在转型中为何对前东德官员的罪行缺乏清算。
答案耐人寻味。
前东德的私有化进程非常平稳，以至于德国外交部和议员们均认为私有化过程中的经验不少，需要检讨的地方也不少，但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发生权力的抢劫，却是肯定的。这一结果是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对公有制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让市场配置资源，这显然是利国利民，无需争论。然而，在私有化过程中，为什么没有人利用权力去鲸吞原国有资产？答案是：成立了“Treuhandanstalt(托管局)”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私有化改造。托管局拥有3000名雇员这样一个庞大的团队，程序透明，过程透明，权力没有机会。核心观点是：唯有民主制度能够保障市场机制的公平，也可以保障私有化过程的公平。
对前东德官员的清算，主要集中在与柏林墙有关的人员上。下令开枪、或者执行开枪命令的人被判刑。其他人则很少受到惩罚。前秘密警察头子也仅仅被判6年徒刑。为什么，难道和解就是无视罪行吗？为了和解，就可以抹杀是非吗？答案是：尽管受到苏联那种邪恶体制的操控，德意志民族的良知并未完全泯灭，前东德官员对人民的迫害，相对于亚洲某些集权国家政权对民众的迫害，简直微不足道。其实这也与德国的民族特性有关。即便在希特勒时期，德国人也是屠杀犹太人，屠杀别国人，而善待本国公民。他们没有暴力杀戮本国公民，也没有以大饥荒的方式饿死过千万国民。因此，两德统一后，德国民众认为前东德德苦难主要来自苏联，由此，基本的共识是Compromise(和解），赦免了前东德大部分官员。
那么，财产呢？即便刑事上不清算，至少要进行财产的清算吧。如何去没收贪官们的财产？答案竟然是：基本没有没收官员财产。原因是：前东德时期，所有财产被政府牢牢控制，特务机构遍布全国，构成了对官员的监视。官僚们享受大量的特权，但并没有机会去积累惊人的财富。这种“有特权，无财产”的状况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十分相似。因此，新政府仅仅没收了现金财产大约折合16亿欧元，没收了约2000栋建筑和160家企业。这些资产都是来自某些政党和社团，而不是官员。
德国的和平转型令人万分羡慕，其经验对其他国家有启发吗？
这时候，我们就充分理解那句“国情不同”了。东德以及东欧，走的是“先政治变革，后经济改革”的道路，阻力甚小。而那些“不改政治，只改经济”的国家完全不同。
在今天的中国，官员们“既有特权，又有私产”。官员们利用改革开放，集聚了巨额财富。他们既希望通过私有化来洗白自己的赃款，又担心民众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就顽固地试图阻止变革的到来。
中国终将转型。那么，我们的转型，会像东德那样平稳、像东德那样缺少清算吗？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首先，转型之路将异常艰难。其次，对贪官罪行的赦免显然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更难以得到法理上的解释。
转型后的德国，会为中国未来的转型提供什么帮助？对方的回答也令人失望。他们说：“中国与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你们；你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推动变革，而不能期待外界的压力”——所谓的“反华势力”，拒绝反华，甚至拒绝干涉内政。这步是特例，而是成就以来的事实。
其实也不必悲观。苦难的中国人民，历经了秦暴政以来2000年的专制统治，我们忍受苦难，我们努力前行，我们一步步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努力修正。我们相信，以江泽民先生、胡锦涛先生为核心的前两届政府已经奠定良好基础，以习近平先生为核心的新一届政府更是举措得力。
新一届中国政府在“清算”和“民主法治”两方面做出了赢得百姓支持的举动：一方面，空前的反腐力度，反腐成效，已经直接否定了某些说客所宣扬的对贪官的“赦免”；另一方面，政治变革与法治建设将在中共四中全会上得到推进，民主法治将保障中国走上一条中国式的的转型之路。这两方面，与德国的转型之路不相同，但是进行了良好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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