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

   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他,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四十五岁──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加上多髭的大方脸,短短的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

   他教中国哲学史,如数家珍。有人给他说,他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他说你错了,我现在是从头学起,现炒热卖。我花在备课上的时间,比别人多几倍,你知不知道!有人给他说,他说话大胆,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他说不是大胆,是笨,不会拐弯。出了大学费,硬是学不乖,没治。

   他信儒学,我不。我给他说,儒家是被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他说这是五四以来的老生常谈,要不得。秦时的法家,汉初的黄、老,南北朝的佛教,都曾是皇帝的最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古一世之盛,而今安在?当然儒学也有缺点,它没有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但它所成就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设计,却一直是维系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五四以来,这根纽带被割断了。那种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的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祇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它的重建。

   我说你传授知识,让学生自己判断不好吗?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不光是学知识,也是学做人。学问如严复所说,有士大夫之学,也有博士之学。一个中哲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是所谓专家,专业以外无知,祇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有点儿理想主义。否则与禽兽何异。是所以内省心性,为成就外王的前提。

   我问他一味外王,还要不要民主。他说当然要。王道一词,自古多义,其要无非一个“仁”字。清代的阮元,训“仁”为“二人”,可与民主相通。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匹夫不可夺志;提倡己所不欲弗赐于人;提倡不可与言而与之言;都有助于民主的实现。民主不是无政府,而是好政府。王道仁政就是好政府,正是民主的目的。

   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治水社会的学术,与极权制度共生,都免不了泛政治化带来的器用层面上的问题。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承认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难以服人。况且孔孟荀观点各异,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匡衡抗疏,刘向传经,早年酷好周礼的康南海先生,后来在万木草堂里讲的,有许多已经是西学了。逝者如斯,生生为易,何来太虚不移的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维系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

   我默然。

   二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

   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车自开,家道殷实。解放后,写信给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的他,说要把历年积蓄的百余两黄金分给他和三个弟弟,从此安心靠工资生活,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时他学了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回信说他不要,并劝父亲不要分,上交给“党和国家”。怕父亲舍不得,又给父亲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写信,请他们动员父亲交出。组织上拿着他的信到他家,把金条全没收了。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中国哲学,干吗到外国去学?领导说是去学思想方法。他回答说,我们教条得够了。

   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组织了一批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怕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

   紧接着反右运动来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要掩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革命无分贵贱,开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了: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一股子豪迈之气。

   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

   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年年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

   几年后,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院、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缠烦了,也大怒,把他迁送到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

   仍然赤胆忠心,仍然懮国懮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吸取五八年的教训,要以百姓疾苦为重,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场长得知,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解决“本单位阶级敌人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的问题,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

   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了!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

   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它都祇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

   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罪,就是反攻倒算,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崩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幸亏身体扎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民兵公安齐出动,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几次上访,都无结果。没着没落,到处悠转。最后还是公安出面,把他又送回敦煌,那个他呆了十二年的农场。

   时值一九七七,局势波诡云谲。人们把不定方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不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荒郊野村,陋室独处,地老天荒无人识,如同禅家闭关。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说是要告别革命,寻找古典的善良。说是只有复兴孔学,才能振兴中华。

   变化太突然了,初听令人惊讶。再一想,也不奇怪。飘泊二十多年,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札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豪华落尽,祇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依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回归到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也很自然。何况马、儒两家,都以整体为本位,个体为工具,价值观不相冲突,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转换起来,顺理成章。

   难祇难在得要有点儿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

   三

   摘帽了,平反了,又算是“人民”了,他很高兴。说到自己过去的“愚蠢”、“不识时务”,自嘲的调侃中仍然透露着一丝自豪──为当年能尽匹夫之责,舍得一身剐而自豪。街上遇见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照样打招呼,一笑泯恩仇。他说他们不过是没文化。人多文化低已成中国的包袱,以后要献身教育,致力于化包袱为财富。

   回到大学校园,临深履薄,寸阴是竞。备课不遗余力,改作业一丝不苟,受到师生们一致的敬重。四十八岁了,才第一次结婚,才当上个教授,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来家中供养。

   老人脾气大,常发怒。夫妇俩小心恭敬,服伺照顾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去他家,比他小二十岁的夫人正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夫人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无德如我,见之骇然。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孝道”,什么叫“贤淑”,什么叫“修身”,什么叫“齐家”。

   一年后有了儿子,夫妇俩上班时间,爷爷把孙子带得很好。四口三代之家,其乐融融。三年后老父去世,他隆重以葬。紧接着又把患癌症的岳父和岳母,接来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心甘情愿,说我辈穷不足以独善一身,达不足以兼济天下,能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且能教书育人,幸福得很了。说时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

   他的夫人和岳父母都常说,他的脾气好得不得了,就像一头老黄牛。我到是没有这个印象,他认死理不知变通,倔起来也很难缠。有一次,他听说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队,成了众矢之的。气虎虎跑来,大骂北大。说当年江青去看冯,北大人抢着迎接,鞋子钮扣都挤掉了。挥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摇身一变,又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

   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就变了。但是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变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批判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后来他去了一趟北京,去向老人请安。

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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