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许纪霖：华夏与边疆——另一种视野看“中国”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从另一种视野看中国”。因为我们从学校开始对中国史的了解实际上是从中原看到的中国，或者是从中原的视角，确切的说是从华夏汉民族的视角而看出去的中国。但是实际上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中国”。这个“中国”是特地打了一个引号的，这是说明我们看到一个熟悉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它意味着什么，只是现成地接受它。但是现在问，什么叫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从它的空间、概念上来说是怎么回事?什么叫中华民族?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56个民族，这和中华民族是什么关系?我们是谁?这些问题我们平时都没有什么反思，只是现成在说。但是，越是常用的一些观念往往是未经反思的，是被我们从小接受的教条，是被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常识所污染的。而事实上，这些概念背后大有问题，值得我们推敲。所以今天我特别想从华夏与边疆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反思一下我们实际上看起来很熟悉的、所谓的“中国”。

　　 这个讲座在我的微博上发布以后，好几个网友已经吵成一片了，有些人是从汉族中心的眼光来看，有些是从边疆的眼光来看。所以这个题目恐怕是蛮有争议的一个题目，我首先声明一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可以垄断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真相，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有待于讨论的空间。我今天讲的也是一家之言。

　　 一，天下与夷夏

　　 先从天下说起。何谓天下?在中国文化当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组体现了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体现在人间秩序，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礼仪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仁义价值与礼乐规范。天下之价值来自于超越的天道，而从西周开始，天就被认为是内在地具有德性的，而天道与人道相通，天意通过民意而表达，天下也就因此拥有了既超越、又世俗的伦理价值。

　　 天下的另一个含义是地理意义上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秦汉之后，在这样一个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之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内到外，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一统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如汉人的主要居住区域本部十八省;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如明朝时期的西藏、云南和东北;第三层是关系或远或近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化内之地。最后一层则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没有关系的蛮夷。这个空间意义上的天下，始于西周，完成于隋唐，形成了以中原九州为中心、向东亚乃至世界呈同心圆辐射的结构。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不像现代的世界各国版图那样固定不变，内圈与外圈之间、化内之地与化外之地，经常处于弹性的变动之中，中心清晰，边缘模糊。在战国时代，天下只是方圆三千里的九州，而到了汉代，天下则成为包含夷狄在内、方圆万里的帝国辽阔之疆域。

　　 天下的政治秩序与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构，都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邢义田先生指出：天下的同心圆结构与周代封建的亲亲、内外完全一致，亲亲之义在差等，由亲而疏，由内而外，无限可以放大。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中国在中心，可以推广到每一个角落，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

　　 与天下所对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夷夏。何为华夏、何为夷狄?在古代中国并非一种族性概念，乃是一文明性分野。夷夏之间，所区别的是与天下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中国历代有明确的夷夏之辨、胡华之别，华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但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变动和转换，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夷夏之间，虽然有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华夏的骄傲与自大，并非血缘性、种族性的，而是一种文明的傲慢，而对夷狄的鄙视，也同样如此。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于中原的礼乐政教，那就被接纳为天下中国中之一员，哪怕成为统治者和皇帝，在历史中也并非个案。

　　 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辩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华夏是“我者”，夷狄是“他者”，但许倬云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天下有绝对的敌人，即那些没有或拒绝接受中华文明教化的夷狄，需要夷夏之辨。但作为具体的夷夏，却都是相对的，可以教化，化“他者”为“我者”。天下是普世的、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历史性的。

　　 由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了周边的蛮夷，化夷为华。历史上夷夏之间、胡人与汉人之间有四次大的融合：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明代和清朝。在这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过程之中，不仅蛮夷被汉化，也有汉人被胡化的反向过程。汉人本身是农耕民族，而胡人多为草原民族，农耕中国和草原中国经过六朝、隋唐和元清的双向融合，华夏文化已经渗透进许多胡人的文化，比如佛教原来就是胡人的宗教，汉族的血统里面也掺杂了众多蛮夷的成分。所谓的天下，乃是一个不断的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过程。夷夏之间，既是绝对的(有无礼乐教化)，又是相对的(相互的融合与内化)，随着每一次中原文化对外的扩张，华夏民族融合了原来的胡人，使得他们成为新的一员。

　　 天下以华夏为中心，也包含了蛮夷，而蛮夷又分为内蛮夷和外蛮夷，内蛮夷在中国疆域之中，外蛮夷不属于中国，却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天下与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与世界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天下所蕴含的空间，要比中国的地理概念要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却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但这个“中国”，在具体的年代里面，总是由某个正统的王朝所代表。不同的国家或王朝都想问鼎中原，争夺这个能够代表“中国”的正统。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欧洲乃是列国体制，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但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从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域，包括直接治理的郡县，也包括那些间接统治的册封、羁縻、土司之地。在中国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贡藩属国，如历史上的越南、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缅甸、苏禄(菲律宾)等，虽然不属于中国，却是天下的一部分，通过朝贡体系参与到中国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在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在汉朝的北方有匈奴、鲜卑政权，与两宋王朝并存的，有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多地域、多种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他们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历史上的正统。

　　 那么，古代的天下是否等同于今天所说的世界呢?二者有很大的差异。今天的世界，乃是由多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所组成，但在古代，所谓天下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一旦与自我无关，便不再关心，不再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不等同于世界，只是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那部分世界，比如汉代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但不认为与天下有关。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在五服之内，五服之外与天下无关。

　　 这种自我中心论的天下观，是一种典型的“差异格局”，是内外有别的秩序。但这个内外，只是相对的，且富于弹性。只有相对的内外，没有绝对的敌我。蛮夷之国今天不属于天下的一部分，明天臣服于中央王朝，来朝示好，便被纳入天下秩序。古代中国之天下，理论上是无限的，现实中又是有限的。在理想形态上，天下等同于整个世界，天下是普世主义的价值，但在现实形态上，天下又无法等同于世界，总是有着王朝国威无法顾及的化外之地，有着尚未被中原文明所教化的蛮夷。

　　 二，没有国族认同，只有王朝认同

　　 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是对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由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意味着什么?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nation-state。近代意义上的nation，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比如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与state紧密相关的、与国家合二为一的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与近代的国家同时出现和打造，因此nation在中文翻译上，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总而言之，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绝然不同的。严格而言，古代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认同”，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其出现不早于晚清，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打造的国族(state-nation)。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古代中国有华夏–汉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