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23年的北京《炎黄春秋》，发表过很多亲历者揭露中共党史真相的文章，非常珍贵，否定了官史，终被收编。试看未来不是被他杀，就是自杀。
炎黄春秋宣布胡德平接班主持后，总编辑吴思（1957-）宣布辞职。吴思是作家和历史学者。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在一饭店召开全体大会，创办人社长杜导正宣布交棒给“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今年七十二岁的胡德平，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而杜导正今年九十一岁。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长子陆德任常务副社长兼法人代表。
这不是正常的“年轻化”，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管辖的广电总局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突然向《炎黄春秋》下达了一个正式通知，要求他们六十天内办完交接程式，《炎黄春秋》将变更主管单位，由原来的民间组织“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改归文化部属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管。
《炎黄春秋》是由中共体制内的一些退休高官，和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杂志，于一九九一年创刊，得到已故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萧克上将等人支持。由于这份杂志比较敢言，因此在当前言论自由萧瑟的情况下，成为自由派尚存的一个座标，当然也成为当权者的一个眼中钉。与它类似的《百年潮》杂志被收编后，就没有发表过一篇好文章。
两位副社长不乐观：我们死定了
《炎黄春秋》显然要走上同样一个命运。因此由胡德平接任，是否年轻化不重要，而是胡德平与陆德的“红二代”身分，加上他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或可为《炎黄春秋》留下一些自由气息的空间。陆德的父亲陆定一长期担任过中宣部长，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因为反对邓小平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胡耀邦、习仲勋持相同的开明立场，被邓小平边缘化郁郁而终。
但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与常务副社长吴思在如何应对中宣部的收编上问题出现分歧。吴思对杜请来两名“红二代”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将会激化与中宣部之间的矛盾，使当局更大力打压。他说，人事变动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违背了原来的议事原则。然而吴思的想法又是否太书生气，对中宣部还有幻想？
副社长杨继绳则对杂志未来感到悲观，他对《明报》说：“我们死定了。”他说，目前杂志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在收编后仍坚持讲真话、还原真相的发稿方针，出现“他杀”的下场。若选择顺从审查，任由稿件质量下降，“二十三年的光荣就毁于一旦了⋯⋯但这是很肮脏、很可怜的死法。”他还表示：“这一次不能成功，但必须表明我们的态度。”杨继绳还说，相信这不是中低层官员的任意妄为，而是来自最高层的授意，和网络收紧、舆论收紧有关系。
也就是说，即使由“红二代”来掌这份杂志，也一样要死，只是死的光荣一些。因为收编的主意来自“最高”，也就是习近平。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他的“中国梦”，家族与私人的感情算什么？“党性”才是最重要的。
否定官述党史，引高层不满
《炎黄春秋》这几年的引人注目，乃是每年有个春节座谈会，一批红二代聚集畅谈国是。这是思想相对开放的红二代，也是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红二代，他们的言论，对社会虽然影响不大，至少还有一些“异议”而又可以免被刑拘。当然因此也会引来掌权红二代的不满。
但是更重要的是杂志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它主要是还原中共党史的真相，没有直接谈论当今政治，也没有“以古非今”。但是还原真相的本身等于在许多方面否定几十年来的官述党史，难免影响当今共产党的权威，尤其在习近平百般推崇毛泽东的时候，会被认为是最忌讳的“对着干”。
我本人从《炎黄春秋》看到了许多中共党史的历史真相，加深了对这个党，包括对“毛太祖”的认识。我对这几年《炎黄春秋》刊载文章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篇：
二○一三年八月号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详细的论述与影印文件显示了中共在延安时期从事“特产”，也就是鸦片种植与贸易。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一九四二年占岁入百分之四十，一九四三年占百分之四十点八二，一九四四年解决财政开支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三，一九四五年则是百分之四十点○七。可见如果不是鸦片，“革命根据地”根本就生存不下去。中共现在谴责鸦片战争，要洗刷百年耻辱，还是先洗刷自己吧。
揭露延安南泥湾王震种鸦片
文章还以不少篇幅考证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有没有种植鸦片。其中有一段说：“三五九旅不仅在一九四二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一九四四年三五九旅在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三五九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南泥湾”这首歌曲我们这一辈人都朗朗上口，到了香港后我才逐渐知道中共干这一行当，开始还不大相信，后来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也透露王震的部队黑货黄货特别多，黑货即鸦片也。据说王震因此大怒，这本书后来被禁。但是我也把“南泥湾”里的“花篮的花儿香”改为“罂粟的花儿香”。后来更有人说，毛泽东“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的“烈士”张思德，竟是在提炼鸦片时牺牲的。那时在鼓吹“为鸦片服务”呀。在我研究张国焘的西路军如何败亡时，也有记载他们解散而各自逃命时，部队根据级别高低分发不同数量的黄金与烟土。这些，让我对共产党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择手段，没有道德底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污蔑美军细菌战至今不认错
二○一三年十一月号刊登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写的一篇回忆录《一九五二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详细写出经过。当时我在印尼，还买了一本《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揭露美国在朝鲜打细菌战。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一直到本世纪初，才看到苏联档案解密，指出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苏联在发现有问题后，苏共中央于一九五二年秋给毛泽东与金日成发了电报，说美军并未进行细菌战，只是一场虚惊，并且撤销前去调查的茹科夫的院士职称号。但是中国至今没有认错。
这篇文章承认，当初是中国误判，被趁机用来攻击美国，发现错误后骑虎难下。世界科学家来调查，中方还继续弄虚作假让他们签名作证。作者说：“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有些共产党人良心还没有泯灭，但是共产党的党性就完全没有人性，到现在还在掩盖真相。
一九五五年我从印尼回国，经历了此后的政治运动，但是这以前的“五大运动”，尤其是镇反运动，历史文献很少有记载，连“革命文艺”也都回避，尤其是杀了多少人？
毛泽东镇反杀人如麻的真相
二○一四年五月号上《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一文则有真实的记述。镇反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底。文章引述当时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全国共抓捕二百六十二万余人，杀了七十二万两千余人，教育释放的仅三万八千余人，其他判刑或管制。其中五十四万三千余人是在运动开始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五月杀掉的。文章说毛泽东杀人杀到“失控”后才紧急剎车。三个月杀五十多万人，用“杀人如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中共对这些罪行没有反省之意，所以即使改革开放期间的一九八三年的严打也是乱抓乱杀。二○一四年一月号《安徽‘严打’的回顾与思考》虽然讲的是安徽，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作者是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文章说，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两天晚上，就拘捕了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人（总共拘捕四万一千多人），先后召开一万至十万人宣判大会四十三场，判处死刑三五七人、死缓四十三人。但是这次受到抵制，有人甚至提出：“如果这么干，我宁愿受处分，辞职不干，也不参加严打斗争。”
文章说：“粉碎‘四人帮’后，总结历史经验，党中央郑重宣布，今后不再搞群众（政治）运动。可是一九八三年开展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文革结束后开展的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而且跟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一样，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某个问题发表讲话或指示，然后是中共中央发文件，全国人大做决定，然后是地方各级党委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在执行中不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而是根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讲话、党内的红头文件办事。这不是法治。”看看刚闭幕不久的四中全会所声言的法治，是不是与上个世纪五○年代及八○年代一样？
资料珍贵，留下真实的历史
这里点明的领导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是文革结束后中共的另一个神明，一九五○年代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案件，就是因为涉及邓小平而无法得到平反。《炎黄春秋》有多篇高岗、饶漱石老部下回忆这些人的情况。二○一二年第二期的《知情者谈饶漱石》，意外看到他们访问了饶漱石的警卫队长凌文英，他是我在一九六四年被华东师范大学“清理”后调去的化工局半工半读化工机械学校的副校长，那时听说他是陈毅的警卫队长，在无锡的高干疗养院酒后拥抱一位女同志而犯错误被调到化工局。现在才知道他原来的真正身分。他是山东人，但是身材不高；工作能力也不高，但是为人不奸诈，文革期间因为两派恶斗，他夹在其中被搞得七荤八素。
不但是高饶，还有多篇对江青、林彪，甚至对毛泽东的回忆，资料都很珍贵。对大跃进的死亡情况，对文革的某些疑案也都有许多回忆。比较特别的还有一些中苏关系的回顾，还以及多篇介绍十月革命初期契卡的肃反扩大化与官员贪污腐化情况，显然在暗示这是共产党的通病。
中共的档案解密似乎没有时限，问题还因为一言堂而淹没了许多真相。《炎黄春秋》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记录下来的口述历史，留下比较真实的历史。然而因为中共的“假大空”本性，不容真的历史，《炎黄春秋》就难以生存下去。即使胡德平接手，大概也只能多维持一段短时间而已，除非中共在政治上有所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