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容雪村

几年前,我在国内外做了多次演讲,不管是对于政治制度,还是重大的公共危机,我都喜欢说“从我做起”或“人人有责”,现在我承认,这些话并没有经过思考,基本都是废话。地震过后,我们可以献血、捐款,“从我做起”,而对于那些个人无从着力的治理灾难或公共危机,从我做起,做些什么呢?

最近几天,因为柴静的《穹顶之下》,中国的言论场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争吵,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卷入其中,人们相当自然地分为两派:劈柴的和护柴的,这两派相互指责,甚至攻击对方的智商和人品,据说还发生了很多起绝交事件。

柴静的纪录片确实引发了一些明显的恶意, 但除去这部分,劈柴者和护柴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巨大。这两派都不喜欢雾霾,也都希望根治雾霾。在相同目标之下,还会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这大概可以说明中国言论空间的状况。

对柴静及其作品的批评大约有五种:

一、对柴静的个人攻击。包括她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人风格(比如煽情、小清新等等),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这一部分或许会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不值得讨论;

二、对柴静电影的技术性批评。包括片中使用的数据、图表以及某些结论。后来证明,许多质疑“柴静错了”的人本身也有许多错误,但这并不影响“技术性批评”本身的价值。

三、阴谋论。因为电影发布的时机、片尾鸣谢的单位、官方媒体的推动以及某些官员的反应,有人认为这部片子或是由当局授意制作,或直接就是“治国理政”的一部分。最刻薄的甚至会用上“维稳”之类的词语。这部分的论者或许是脑洞开得过大,但在中国,阴谋论的长盛不衰其实自有其道理。除了不该把“恶猜政府”引申成“恶猜柴静”,阴谋论者也说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官方的助推一定有其目的,而公众应对这目的保持足够的警惕。

四、认为柴静回避了真正的原因,而且片中某些片断让人难免产生“雾霾各国都有”“雾霾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些国家的雾霾比中国更严重”的印象。

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中,柴静说出了一些浅层次的原因,比如国企垄断、执法无力、不同部门间地推诿扯皮,以及法律的缺失。这一切似乎是说“只要政府加强监管,雾霾就可以得到根治”。而全然未提及雾霾形成的制度原因。这种结论显然不那么让人满意。

虽然有些批评者言词尖刻,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代替柴静说完了那句她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那就是:这个制度,这个一党独大、没有监督、没有协商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污染源。事实上何止是雾霾,包括食品安全、官员腐败在内的几乎一切灾难,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对这一部分的批评,我主张宽容。柴静没说出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而批评者要求她说出这句话,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

五、 在影片即将结束的五分钟内,柴静讲了她自己对抗空气污染的几件实事,似乎是在号召公民“从我做起”。此外还有一部短片,“一念之间,改变雾霾。”

相当一部分批评由此而来。在批评者看来,这些动听的语言更多是泛道德化的倡言,对道德或许有点用处,但对笼罩中国的雾霾,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刻薄的论者甚至会把这些话比之为于丹式的心灵鸡汤。2014年2月23日,于丹在微博上发表了这样一段话:“关上门窗,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这段话激起的嘲笑之声是如此响亮,这嘲笑声不仅是针对于丹迂腐不通的解决之道,更在于她在言辞中间所完成的那个小小转换:她把雾霾这样的重大治理灾难,悄悄地转变成公民个人的心性修养之事,听来就像瑜咖或禅修。

雾霾是不可能在“一念之间”被改变的。要根治雾霾,不仅需要有政府监管,更要有来自民间的种种力量。要有独立的环保NGO发出倡议,开展行动(此处有风险),要有独立的行会来进行业内的砥砺和自我约束(此处有风险),要有独立的消费者团体来发起抗争,提起诉讼(此处有风险),在提起集体诉讼时,要有独立的司法(此处有白日梦),还要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此处有白日梦)。我不能武断地认为柴静没想到这一切,甚至可以假定她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作品呈现面貌如此,也就几乎必然地会出现种种与之相对的严厉批评。

在几个不同的微信群中,我都提过一个非常幼稚的假设:假如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对柴静的纪录片你会怎么评价?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回答:假如没有言论审查,那么,除了谩骂和攻击的那一部分,其它的批评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假如我们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柴静的这部纪录片是不够的,是有缺陷的。那么问题来了:就因为言论不自由,所以一部有缺陷的片子就成了完美的?而那些批评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

(二)

“柴静的这部片子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善和恶。”

这句话最近非常流行,事实上,中国永远都有这样的镜子在流行。任何引起争议的公共事件、公共人物都被说成是镜子,而镜子两边,毫无例外,都是善和恶。

在这里,“善”和“恶”这样的词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更应该把这场争议看作是对雾霾问题的认识分歧,而这种分歧确实存在。赞同柴静的一方也许是善的,而批评柴静的一方也未必就是恶的。

在公共讨论中,我们的语言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几乎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道德问题甚至是智商问题。自己一方是道德高尚的,对手一方就是道德败坏的。看来讨论至此也就不需要讨论了,跟道德败坏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是不然,因为正义的一方还要详细阐述自己究竟有多么正义,而邪恶的一方到底有多么邪恶。

在柴静事件引发的大讨论中,无论劈柴一方,还是护柴一方,都表现出这种把“道德化”和“情绪化”的倾向,“你有什么脸骂/维护柴静”,“骂/维护柴静的人,我就问你一句话”,类似的文章几乎随处可见,而恕我直言,这样的文风实在谈不上美妙,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在公共讨论中使用类似语言,给人的感觉更多是“这个人不准备讲理了”,而不是相反。

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诉诸情感或诉诸道德,常常是理据匮乏、语言匮乏的表现。但以宽容的心态视之,也可以把这当成是中国人学习如何参与讨论的必经阶段。而这才是真正应该“从我做起”的事,其中包括:尊重自己的论敌,尽量使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尽量不使用过激的语言,等等。

我对柴静的电影总体评价不错,但远谈不上完美。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觉得不好,你去拍一个!这里不回答类似问题。在最近几天,我作为批评者也受到了许多批评,较为严厉的包括“嫉妒、阴暗、文人相轻”,我也不准备做出回应。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分说几句:

“你一定要求柴静说出那句话,你自己为什么不说?”

对于雾霾形成的原因,许多人都已经说过了,而即使自己不说,也可以要求柴静作为公众人物做出更接近事实的分析。

“柴静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而你们这些人就只知道指手划脚。”

一个社会不能缺少行动者,也不能缺少批评者,而批评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做事的人指手划脚。

“柴静的纪录片有那么大的影响,这就是她的价值!请问你又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的部分可以不予回应,而关于价值,柴静的片子确实影响空前,但如果不能导向雾霾形成的真正原因和解决之道,这影响力的价值也未必就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此外还有:

批评当然可以,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柴静的感受?

批评当然可以,但不应该求全责备。

上述话语更多反映出的是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中国社会太缺乏行动者了,柴静走出这一步,应该得到赞美。但纯就批评而言,它并不需要考虑被批评者的感受,否则岂不成了中共的民主生活会?而假如“求全责备”说的是批评的标准,我不知道用高标准来批评有什么不应该的。引申开去,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太不“求全责备”了,所以这国中的学术才会是这种水准。

(三)

我常常想,柴静的纪录片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或许是因为时机不对。假如3年前推出,我一定会大声赞美。而假如再推迟一年或两年,它所受到的批评或许会更加严厉和刻薄。

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的分歧与言论环境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间,中国的言论空间空前压缩,大量的账号被注销,许多原本可以存在的NGO被强令注销,大量的人被捕入狱。在日益艰难的环境中,言论者群体和社会公众都开始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投向主旋律的怀抱,一部分人闭上了嘴,还有一部分人则开始抛弃温情话语,走向激烈甚至极端。

而柴静的话语处于中间地带,既没有更激烈,也没有更爱党爱国,说出了部分事实,但也没有讨论至核心地带,基本上可算一种温吞话语。在“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改变中国”等口号流行的年代,这种话语极受欢迎,也不会有多少人批评。但在意见日益分化的今天,这种温吞话就会同时受到两个方向的攻击,那些热爱党的人会认为这片子抹黑了党的事业,而那些激烈之士则认为这片子完全不提真正的原因,简直就是在为党分忧解难。而柴静的感觉大概是啼笑皆非:这些人看的是同一部片子吗?为什么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

这种状况并非始于今日,当局的打压更使得这种分化呈直线加速状态,从柴静事件可以看出,两端的人都在增加,而中间地带的人则相应减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状况不仅不会平息,反而会更加激烈。它所涉及的议题也不会仅限于雾霾,任何政治、经济、环境议题都可能引发类似的争论。对那些长叹“人心不古”的朋友们来说,去研究何以至此,可能比单纯地介入争论更有意义。

这种分化可能会带来极为难堪的局面:言论者之间的谅解越来越少,攻讦和指责越来越多,可调和的余地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朋友走向绝交。但好的一面是,今后的公共讨论(假如还可以公共讨论的话)可能会更直接,更触及底线。一句话:暧昧地带不复存在,那些不肯明示自己位置的人的将不再拥有“裕如也”之境。

在大一统成为宗教的国家,这种分化或分裂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担心,可事实上,它不见得全是坏事。在这样的国家,“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常常是权力强行所致,权力也从中受益最多。而分歧则可能意味着竞争和自治。而这或许就是柴静事件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