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丑闻:哈梅内伊罢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正是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的时候。下午四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按预定日程,他将在这里与来访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举行正式会谈。可是,四点钟的时候,哈梅内伊并未出现,李鹏只好等待。然而,等了又等,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哈梅内伊的踪影。怎么回事?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国宾馆打来电话说,伊朗总统要对双方正式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记载说:“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1

伊朗总统为什么不满呢?原来,“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李鹏《六四日记》说:“我和(钱)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但)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戈尔巴乔夫)。”李鹏对哈梅内伊解释说:“小平同志遵照医生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你”。可是,哈梅内伊不依不饶,“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

对此,李鹏后来补记说:“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2可是,经哈梅内伊这么一闹,不想见也得见。拖了两天之后,五月十一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3

内政危机:邓小平拒见赵紫阳

这段时间里,和哈梅内伊一样想见邓小平而见不上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位。不过,这一位不是外宾,而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把手赵紫阳。

赵紫阳上次见到邓小平,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会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四月三十日上午,赵紫阳回到北京。4

回到北京之后,赵紫阳很想尽快见到邓小平。为什么?谁都知道,当时形势并不寻常。就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这短短一周之内,北京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学生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赵在朝鲜的时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争论;回来之后,他马上采取了缓和矛盾、降低对立的做法。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最终决策权在邓小平手里。所以,如同赵紫阳后来回忆中所说:“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5

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尽管赵紫阳多次要求见邓,但都被拒绝了。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6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两天之后,赵才得以见邓7——距离四月二十二日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整整二十天过去了——这可是中国陷入“动乱”(按照邓的说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为什么国家实际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二十天里不肯会见名义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呢?这位实际上的掌权者,采取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政治阴谋: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这样关门谢客,玩起了“失踪”?查《邓小平年谱》,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8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综合李鹏《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和赵紫阳《改革历程》中的回忆,我们可以听到三种解释:第一,身体不好;第二,准备中苏会谈,要见戈尔巴乔夫;第三,“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

对哈梅内伊,用了第一个理由,但是人家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赵紫阳,开始用的是第一个理由,后来结合上第二个理由。李鹏日记其实指明了,第一个理由,即所谓邓小平身体不好、不能见客,明显是个托词。这就是说,邓小平以此理由拒绝见赵紫阳,是对赵紫阳说了谎话。既然邓“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赵要见邓就是来讨论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即邓所谓的“动乱”),那么邓为什么偏偏不见呢?

至于说邓要准备中苏会谈,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9,就是五月十一日见一下哈梅内伊,中间还相隔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准备下一场会见了。至于赵紫阳,则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这中间邓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赵,不会耽误邓见戈尔巴乔夫。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凡会见某个重要来宾,就必须闭门谢客花上两个星期准备,连最重要的本国同事来商讨最紧急的事务也不要见面,我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不用搞了,这个领导人也不用当了,因为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能力和资格。

当然,邓小平不是没有这种能力。邓的领导风格,按周恩来的总结,是所谓“举重若轻”10,什么大事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现在,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来访,难道就真的需要闭关十多天?显然,这个解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且,十一日不还是见了哈梅内伊吗?十三日又见了赵,这不更耽误“准备”中苏会谈了吗?

我的推测是: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无法见赵紫阳,也无法见哈梅内伊。很可能他原本计划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内伊那么一闹,只好尽快回京。

军事政变:邓小平“失踪”的谜底

那么,邓小平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要瞒着赵紫阳呢?我的进一步推测是:他出京安排军队去了。

安排军队干什么呢?就是要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以同时解决学生和赵紫阳的问题。为什么要出京才能安排军队?看一看“文革”中毛对付林彪时候的要搞所谓“南巡”,就大体可以明白了(其实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例,此处不赘)。

我们目前当然无法确知邓小平离京的时间,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动乱”并激发了民众更大的抗议浪潮之后。这就是说,早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决定要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次政治危机,并完成最高政治权力的改组。

准备周详之后,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邓不能不等一等。这件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访。但是,邓一点儿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邓见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上午,邓办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邓家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11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五月十八日,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当天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个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就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12

在北京戒严,在和平时期调动大批军队,这是小事情吗?如果见个戈尔巴乔夫就真的要准备十四天的话,那么,北京戒严这样一件大事,难道邓小平仅仅用了半天就决定了?决定之后,几十万军队从八方调来,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时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想象这些军队本来已经待命,是不是更为合理一些?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待命的呢?推测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邓小平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应该也不是全无来由吧?

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央军委要调动军队,应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体领导”的原则,军委主席调动军队,最起码应该知会军委第一副主席。难道,为了避开赵紫阳,邓小平不惜撒谎、装病、置国家脸面于不顾而闹出外交丑闻,也要秘密调动军队?难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邓小平事实上是策划并进行了一场军事政变?反正,结局很清楚:通过戒严,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也打倒了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最终悍然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了血腥的武力镇压。

【注】

1李鹏《六四日记》“五月九日”日记原文为:“下午四时,原定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书,但根据李鹏前言介绍,是他在准备出书的时候“参考我〔指李鹏本人——引者注〕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

2同上。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4。

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页24、26、35。

5同上,页37。

6同上。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改革历程》,页41。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2—74。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

10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页198。另外,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并当过其秘书处长的陈鹤桥回忆,邓的工作作风是“沉着稳健,临变不惊;反应敏锐,敢做敢为;计划周密,有条不紊;凡事抓紧,抓而必成。”陈鹤桥《永不消逝的怀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399。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6—77;《改革历程》,页47—48;《李鹏六四日记》,“五月十七日”。赵紫阳是五月十六日下午5:40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出版社,1989,页82),不然也许邓不会等到第二天?

12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页17—18。

《动向》2015年4月号

关键字: 邓小平 六四 栏目: 史海漫步 栏目重点发表: 栏目头条 作者: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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