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2013年我为立人大学开设《古诗文教育与现代生活》七讲,其中一讲就是《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讲后我专门就此写成了文章,达一万五千字,曾分别刊于我在腾讯大家的专栏。今天所载为此文的第二节《形象与逻辑打架的诗歌》,现易为此名刊于敝博。

我一直强调在我们的教育中,要注重逻辑教育,因此我们的教育机构游集学堂特请对哲学与逻辑学素有专研的学者、博士周志羿兄,给我们编辑《生活中的哲学和逻辑学》的教材。大约五月份提纲及讲授内容即可大致编成,希望能尽快让十岁以的青少年及成人,来学习这门课程,并成为游集学堂的招牌课程,敬请大家垂注。2015年5月4日于成都

2003年新年伊始,《南方周末》以非常隆重的篇幅报道了几十年来法学界遭受的沉重打击,文章名叫《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一九四九年前南有东吴法学院,北有朝阳法学院,二者鼎立的法律教育格局,培养了一大批法律人才。可惜四九年后法律成为权力的婢女,这些法律上的饱学之士,其厄运可以想见。迨八十年代以降,法学就像社会学一样,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学科的特色和实绩也有所恢复。在我看来,四九年后受到巨大冲击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的就是逻辑学。看看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所受的侮辱和他的回忆文章,基本上就相当于看到了逻辑学在中国的命运了。

中国的大学里除了哲学家系里教古典逻辑(教不教现代逻辑那是很难说的事)以外,以我的了解好像其它系没有将其当成专业课在教(数学系是否在教数理逻辑不太清楚),但逻辑作为必选之公共课,好像在整个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形成共识。至少在我看来,文科生都应该上古典逻辑,哲学系甚至还应该上数理逻辑课。理科生都应该上数理逻辑,而法律系应该上专门的“法律逻辑”课。据说现在法律院校开了法律逻辑,但好像只是法律系的公共课,而非必修课,这对研习法律和推进法治是很不利的。逻辑对一个人行事、判断、撰文、表述、演讲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逻辑学的运用也十分广泛,几达无所不包的地步。有这样大的需求方,却没有相应的市场供给。也就是说卖方市场如此稀缺,而买方市场如此强劲,但就是形不成正常的教学供求关系,其原因到底何在?原因就是有机构和人在破坏逻辑学所应有的市场秩序。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想形成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必须通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较多的共识,那么大家要有一些能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中逻辑就是我们行事说话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如果一个人逻辑混乱,那么交流将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扯皮成本攀升、交流与合作效率降低、达成较多共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如果逻辑混乱的人,占人口基数的比例较大,那么这个社会就像丧失涵养水分的植被,水土流失严重,不仅造成环保灾难,而且会使人们的生活受到极大的损伤。很不幸,我们很多人没有逻辑这“植被”涵蕴,说话做事之不靠谱,之易受官方宣传的愚弄与盅惑,那是轻易而举的事。他们的所作作为,像水土流失严重的大自然一样不堪收拾。

我们都知道,事实的客观存在有两种基本形式:事物与事件。没有这样的东西垫底,人的观念之形成将成无源之水。观念不反应事实本身,就成为对现实的讳饰和僭越,这样的言说就成了完全与现实的真情实况不搭界的奥威尔新话。譬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在1945年至1949年打战,这是个谁都承认的事实,但对这个事实的描述国共双方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国民党认为此战是“剿匪勘乱”,共产党说是“解放战争”。前者把因此次战争失败退出大陆说成是“大陆沦陷”,后者说此次战争后的胜利是“大陆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双方的表达在我看来都不准确,都是由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为我所用的价值判断,而非基于不带意识形态的事实判断,自然双方会形成严重的观念之战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南北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内战,北方虽然的确是抱着争放南方奴隶的目的,但从不认为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南方也不因为失败而说自己与北方而战是在“剿匪勘乱”。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是美国的统一,但在许多人学者和民众的描述中,南北战争依旧是一场必须反思的灾难性内战。

我们要基于事实本身来用语言来表述,因此就形成了概念。而概念是经由陈述、对比、抽象、概括等手段来对事实本身做精神表述。作为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诚实与精确。如果所说的语言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那么就会成为对现实的有意歪曲,从而形成对扭曲信息的不当传播。比如“镇反”里大量错杀、冤杀,杀人之易,使得“镇反”这个词汇成了讳饰滥杀的概念。“镇反”的全称是“镇压反革命”,“反革命”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均不确定,其所涉及的人数之多,波及的面之广,实在令人胆寒心颤。“反革命”的标签一贴,你大量的冤死和错杀,就变得天然正义了,故我们不能小看语言所形成的观念之力量。我们要对语言及观念与现实的关系弄清楚后,你才会在这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如此才能完成你对现实及观念的准确判断。

再比如1959年至1961饿死几千万的“三年大饥荒”,被官方认定为是“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事实是那几年虽有局部的自然灾害,但总体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这一点已被研究者如金辉等人所证实,同时也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的民间大饥荒记忆所证实。至于说“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官方杜撰苏联逼着还债的谎言来推卸责任。甚至有还鸡蛋时大了不要,小了不要,必须符合苏联大小要求的鸡蛋,苏联人才要的离谱谎言流传。事实上,当时一些地方粮仓是装得满满的,但就是不开仓放粮济民,中国有史以来的统治者都不曾缺德到这样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都是奥威尔新话类的饰词,是一套与现实不相匹配的讳饰观念。观念不反应事实本身,那么观念就起着巨大的装饰和愚民作用。四九年后官方话语创造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相对接的平行话语体系,让民众成功地生活在谎言中而不自知,这是剥夺利益最多却让统治成本降低很多的牧民术。

自一九四九年后逻辑学至今仍不受人重视,从官方的角度来看,那是因为逻辑学是破解谎言的利器,此学科不受待见,与其巨大利益相关。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你的逻辑学知识付诸阙如,或者零散不成系统,那么你对运用逻辑维护你的权益,提升你对社会的判断,乃至建立你的知识谱系,并由此使你的知识结构形成良好的均衡,都有巨大的负作用,但很多人对此根本就认识不清。有的人甚至认为逻辑学是那些学哲学和数学的人,才需要了解的东西。许多人浑然不知,你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清晰有理,易于传播,容易被人接受,这里面就有逻辑的功劳。逻辑随时跟随着你,你会在口头表达和笔头表达中,有本能的运用与发挥,正如《易经》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你要更深地认识逻辑的作用,运用它来抵御别人对你的欺骗,认识更深透的客观及主观世界,倘若你只有在语言使用时所存在的逻辑本能,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等额选举”,你要拿出点逻辑来才能说清其荒唐在何处,而不仅是靠逻辑本能。

关于毛泽东的语言,一些人的防御点自动降低,被灌输了就马上喜欢。另一些人是被灌输的次数多了,他会形成自我说服,承认毛式语言的精妙。再有一些人甚至是有文化的人,也欣赏毛的语言直接,会用比喻,说得直白。我承认这也是毛式语言的特点,但语言如果仅有这样的特点,而没有逻辑,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滥用全称判断的句式很多,跟启示录式的,只给结论,永远没有论证链和论证过程。但这样的句子唬人能力却不能低估,它成功地让人们的判断力降低,跟着说类似的昏话。全称判断,只要找到一个例外,其论断基础就轰然倒塌,可惜很多人没有基本的逻辑常识。如果我们问敌人反对你吃屎,你吃吗?你说敌人怎么可能这样好意,反对你吃屎呢?问题在于敌人知道你为反对而反对的逻辑、非此即彼的思维,存心搞你,就是要反对你吃屎,你怎么办?你不吃屎说明你敌人反对的你没有拥护,你吃屎吧,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逻辑上自洽,但无法下咽是肯定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矛盾困境。

《韩非子》里那位又卖矛又卖盾的楚人,之所以看上去可笑,就是他犯了典型的逻辑毛病。说自己的矛无坚不摧,可以刺穿所有的盾;说自己的盾坚固无比,可以抵挡任何矛的猛刺。问题在于这位卖矛盾的人,滥用全称判断——一盾可以抵挡所有矛的猛刺,矛可以刺穿任何的盾——同时又犯了不可能同时为真的矛盾律,轻易就被人揭穿了,后世人们还用卖矛又卖盾的故事得出“自相矛盾”和“矛盾律”等概念,其愚蠢被人加以揭露和研究,倒也泽惠了后人。我们嘲笑这个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可笑的楚人而不自知。比如我们一方面被教唱“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但另一方面又被教唱“他是人民大救星”,有多少人感到这里面的矛盾与别扭呢?你纳了重税政府不想帮助你养老时,他就叫你相信“从来没有救世主”;当然你纳了重税,过年过节官方走过场去慰问一下少量贫苦民众,却要让他们对着电视镜头感恩,叫你相信“他是人民大救星”。

如既卖矛又卖盾是自相矛盾的话,那么糟糕的诗歌难免让形象思维与逻辑打架。这样的打架,使烂诗可以欺人一时却不能欺人一世,可以欺少数人很久,却最终会被人识破。大跃进时不少人的诗歌创作——“诗歌大跃进”,就是典型的逻辑与思维打架的例子。如上海县农民周洪中的《我社棉花高过天》:“我社棉花高过天,卫星撞落一朵棉,飘飘飞落银河边,织女拾起织半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1959年上海民歌选》P86,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这首诗只见由棉花一词而起的无限夸张,而不见稍微的事实基础——现实中的棉花没有高过天的,更不用说后面被卫星撞落,被织女拾到,而且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卫星。即没有任何一句是写真实事物的——没有任何的心理和真实应对。没有任何真实的现实基础而反应的观念,作为民歌运动中讳饰现实而撒谎的工具,其逻辑与形象的紊乱,一看便知。

古代虽没有被官方大规模组织起来的诗歌夸饰运动,但也总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对自己的浅陋之处不加遮掩,反而拿出来希望别人的表扬。彭渏涟在《古诗词中的逻辑》一书曾转引过一首唐代将军权龙襄所写的《秋日述怀》:“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疆。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他这首拿给周围的人看都没弄明白,就连熟悉他的下属也没有读出明堂。原来他这诗像故意缺字一样,意思必须填充才明白,檐前飞着的风筝值七百文,雪后园子里晒着雪白的衣裳。我吃饱了,侧身睡在家里,忽然听说家里粪里聚集了一群蜣螂(《古诗词中的逻辑》P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权龙襄这完全是思维混乱得出的最不靠谱的诗章,如果他是根本不知道如何为诗的话,也有人专门故意写怪异诗来让人读不懂。如唐代黎灌的“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赠漳州崔使君乡饮翻韵诗》)如果你不懂翻韵诗(亦即倒字诗)的读法的话,那么这首诗完全令人一头雾水。如果不按翻韵诗来读的话,那大约算是与权龙襄同学的搞法有一拚。

有人或许会说,你说大跃进中的民歌运动的诗是形象与逻辑在打架,那你怎么看李白诗歌的极度夸张呢?比如“白发三千丈”,就说人的头发再怎么长,也不可能长到三千丈啊。这样胶柱鼓瑟地读诗,诗歌焉得不凋敝而亡佚?很多人忘了李白下面一句“愁缘似个长”,原来他的“三千丈”是拿来形容愁苦之多的。如果说前者是现实夸张,那么后者便是心理对应。心理上即便再夸张,它都有其相应的心理真实。所以这样的现实夸张与心理对应,使得夸张显得慰贴而不存在逻辑矛盾。正如鲁迅说李白的《北风行》里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其夸张总有现实基础,要是李白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在夸张与事实之间没有丝毫对应,而成笑话了。

为了考察李白诗的夸张不存在形象与逻辑打架的矛盾,让我们以一首《望庐山瀑布》和一首对此诗的“剥皮诗”为例,就更能显示李白诗歌形象与逻辑的交融自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这是可以坐实的基本事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则是在基础事实上的夸张状写。九十年代以降大学读书交费开始增多,有清贫的学生戏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如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看前竿。口水直下三千尺,一摸口袋两分钱。”(周正举编选《替诗词剥层皮》P117,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版)这首诗除了没诗味,不存在形象与逻辑矛盾的问题,虽然有口“水流下三千尺”的极度夸张,但前有烤鸭挂前竿铺垫,后有“一摸口袋两分钱”的反锁,这样使得夸张显得有其心理和现实意义上的诚实。和那些大跃进时期在形象与逻辑上打架的民歌完全不属于同一类型。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再举一首李清照的《如梦令》及其对她词的“剥皮词”,来进一步说明形象与思维打架与否,以及其间的逻辑推理。《如梦令》短短六句非常有名:“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阐释词之美及其诗意,不是我们的重心。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个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如果用三段论来表示的话应该如下:海棠花受到风雨打击的话,应该是红花减少,绿叶增加(绿肥红瘦),而昨夜海棠花受到风雨打击,故海棠应该绿叶增加了,红花减少了。李清照还没起来,就由此前的生活经验加以推理就预料了绿肥红瘦的结果。而卷帘人可能是佣人,心思根本就不在海棠经风雨打击的变化上,导致她马上做出“海棠依旧”的判断。“股市狂风雨骤,股民好生忧愁。试问无形手,却道还没跌够。知否?知否?早该斩仓割肉。”(周正举选编《替诗词剥层皮》P350)这首剥皮词几乎完全模仿李清照,当然没有原词的深曲词韵,过于直白,但却也是对股市下跌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无奈自嘲。

形象与逻辑打架的诗歌,有些是作者故意的无厘头,属于搞笑和恶搞。这在儿童诗与童谣中特别多,但这反而增添童趣。如版本很多的“张打铁,李很铁”其中的一种:“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桥脚歇,螃蟹把耳朵咬个缺,杀个猪儿补不起,杀个牛儿补半截。”别说耳朵不会咬个缺,即使咬了个缺也不会杀猪肉、牛肉来补,这当然是调侃儿童的,非常得童趣。这就像“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在害病,打发乌龟去买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也是调侃听众和当事者的。小孩爱听有趣的成人讲故事,大人却叫他去打点酱油买点盐,半天不回来,就会有“龟儿子在听龙门阵”的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