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岩川｜2015-06-04
党和国家选择接班人的工作一直在低调进行。台湾学者蔡文轩和寇健文最近发表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后备干部制度入手，揭示了大陆政坛培植新鲜细胞的标准和过程。中国共产党首次考虑制度性地选拔接班人，是1980年代的事情。那时候，被反复祝”万寿无疆”的伟人没能在生命的意义上完成”人定胜天”的壮举，而尚在人世的开国元老也不可逆转地步入晚年。以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的第一梯队，与赵紫阳和胡耀邦代表的第二梯队，开始制定第三梯队的选拔与培养计划。于是，各层级的中组部建立了青年干部局，并逐渐为省部级、地厅级和县处级等三个层级的职位储备人才。
省部级的后备干部都是现任的地厅级官员，地厅级的后备人才来自现任的县处级领导，而县处级干部的后备力量则来自乡科级。截止到2010年，全国有将近5万名后备干部。其中有4万名是为县处级位置储备的，有6000名为地厅级准备，而剩下的1000来人则是省部级领导的”苗子”。
后备干部制度的运行遵循这样的周期：在一次全国党代会前期，各层级党委的领导都会经历密集调整，从而提拔一批后备干部；等到党代会尘埃落定，后备干部名单将根据前一轮的人事变动而调整和补充；等到名单确定，组织部将对后备干部进行相应培训，检验并培育他们”高处胜寒”的能力；等到培训结束，下一轮的人事调整和党代会也快拉开序幕了。
想成为后备干部的官员，都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既然是培养新鲜血液，新人当然应比现任年富力强。在后备干部体系中，省部级预备人才被规定在45岁到50岁之间，地厅级在40到45岁之间，而县处级在35与40岁之间。后备干部如果无法在预期的年龄段向相关的层级晋升，不但会失去后备的资格，还可能在等待晋升的道路上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成为后备干部的第二个条件，便是政治忠诚度。某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是否和中央一致？他/她是否遵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信息可以在该官员的记录和组织部的调查报告中获得。进入后备干部队伍的各级官员，还会接受各级党校的脱产学习。从研习马列文献到参观革命圣地再到激烈的课堂讨论，后备干部不仅会在意识形态上接受强化训练，也要在受训期间接受组织部全方位的考察。一言不慎，永久出局。
选择接班人的另一个条件，当然是官员自身的执政能力。为此，党校的学习班还不够。后备干部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挂职锻炼，而最富挑战性的招商引资和维稳，则成为挂职干部最常见的实战检验。招商引资事关地方的经济增长，需要挂职者迅速掌握当地情况。维稳的压力更是不言而喻：对外，挂职者要学会平息群众的不满；对内，挂职者更要协调好各部门的利益以解决让公众不满的问题。
在研究者看来，后备干部的培养虽然结合了理论与实际，但也不乏缺憾。首先，后备干部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挂职单位的评估报告，因此不少挂职者就有了紧密团结所在单位领导的动机，从而牺牲了搞创新的动力。
其次，由于僧多粥少，后备官员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竞争。即使后备官员的名单是不公开的，熟悉官场规则的当事人也很容易判断哪些同龄人是自己的对手。想知道谁去了学习班或挂职还不容易吗？面对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和无处不在的考察，后备干部往往趋于墨守成规，生怕因为行为出挑而影响前程。
最可怕的是，在人情关系纵横的中国社会，后台的强硬有时可以掩盖能力的缺失。数数最近几年落马官员受到的指控，拿人钱财替人升官的案子真不稀奇。
研究者也注意到，后备干部制度并非官员晋升的唯一出路。比如，不少为高层领导人做过秘书的官员，也可以凭借公选制度和差额选举平步青云。但是看看现任高层官员的履历，后备干部制度可谓选拔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主线。
蔡文轩等人的研究有着深厚的背景：中东欧剧变之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国家掰手指也算得过来；中国共产党能屹立不倒并主导让西方侧目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现象。蔡文轩等人的结论是，正因为后备干部这样的制度保持了中国官场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中国才能在过去的时间里避免中东欧那种强硬派和缓和派分道扬镳的局面。
在研究者笔下，台湾的经验和大陆正相反：虽然国民党的蒋经国曾经设立”救国团”，但那不过是以蒋氏个人意志为核心的松散团体，而没有成为系统性地为国民党输血的政治器官。后来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国际和岛内压力的倾轧下，缺乏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国民党自感前景不妙，最终把台湾送上了另一条轨道。
参考文献
Tsai, W.H. & Kou, C.W. (2015) 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Quarterly 221: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