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
(图片来源:微信公号“深夜不睡的人”)

长者的生日,从前一天就开始在网上预热。

昨儿,“长江学者”码码又写了一篇神作《一名老派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文章对长者的文艺才华赞赏有加,引发社交网络的热传,此前的神作《一朝天子,一朝逼格》,对比了民国走来的长者、与文革走来的包,当然也被疯传。

在知乎上,一度出现了“如何看待网上对长者的祝寿行为”的问题(虽然被秒删)。早前,更有一个名为“长者今天死了吗”的微博账号,每天更新一条微博“没有!”的奇葩行径(后被销号)。

长者被网友们玩儿坏了的同时,其本人被很多人目为1949年以来“最好的leader”。而网友纷纷创作了诸如“垂死病中惊坐起,谈笑风生又一天”、“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续一秒”的诗句来为其“续命”,盼望长者不要过早的离开我们——“长者学”俨然已经成为了“神学”。

不同的意见当然存在,一个朋友对此异议——“某人上台就是靠关闭World Economy导报,其在任期间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政治、法治的进步无甚助益,和任何形式的开明都沾不上关系。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别的人得十分二十分,不等于一个自己也不及格的政治投机分子就是好人。”

而“长江学者”码码也曾对我说,其写长者的动机,很大的原因是不喜欢包。这个思路一直贯穿他的写作,最新的神作中也多有暗示,比如这一句:

(长者)不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有失体统,相反他觉得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leader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leader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leader好得多。

长者本身是一个好的leader吗?石扉客说到了重点,“怀念woha的热潮,是在和包的比较之中自然呈现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不过也没啥可怀念的,过去三十年就是这么一个一蟹不如一蟹的态势。H、Z比J、Z强,J、Z比H、W强,H、W比……”

造成这种奇葩现象的背后,除了长者个人的多才多艺、且热衷于卖弄才华以外,其在今天竟然能受到网络上一批“自由派”人士的颂扬和怀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socialist state的接班人难题”,这个难题必然会导致领导人的“荼蘼效应”,以至于“一代不如一代”。

1949—1976,太祖时代的接班人更换定律

最高权力的更迭一般有三种模式:世袭制,禅让制,民选制。采取世袭制的国家最稳定,君主专制的前现代国家自不必说,在socialism兄弟里面,古巴的兄弟世袭,朝鲜的父子世袭都比较稳定,当然最稳定的还是父死子继,这一点朝鲜很坚定,没有出现修正主义。

而一些socialism大国,采取的是禅让制,而禅让制是一种过渡制度,要么回到神授的世袭制,要么进到民选的民主制,不然不确定性极大,而成为内生动荡、最不稳定的接班制度。

之所以不稳定,最大的原因,还是没有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世袭的国家,大大方方兄终弟及,父死子继,那是因为神授给我的。民选的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不需多说。而禅让制,权力来源不清不白,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可能来自于民族主义,可能来自于奇里斯玛的个人魅力,也可能因为以上几种因素全都消失,沦为权威合法性真空,而靠经济绩效来填补。

在吴稼祥先生洞察力还非常敏捷的时候(斯巴达以前),他在台湾出过一本研究政治转型的著作《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根据该书的论述,在传统的socialist state,一直存在着“二把手更换定律”(或者叫“接班人更换定律”)——

即传统socialist state,其第二号人物通常是老大的指定接班人,而作为接班人的老二,会让老大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老二越有能力,越有权威,就越危险,越会被不断地替换。在太祖时代,二把手从卫黄、彪子替换到小华,即是如此。

而老二的替换,不仅仅是老二本人的替换,而是老二及其集团被整体的替换,这会造成人才的系统流失,亦即逆向淘汰,顺位淘汰。吴稼祥称之为“荼蘼现象”——开到荼靡花事了。花开荼蘼,春天就完了,所以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政治治理的不断退化,政治制度的不断衰败。

在太祖活着的时候,这种“禅让制”是“终身禅让制”,亦即从来没实行过。我们只看见二把手不断地被替换,直到替换到对老大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彻底成为老大的“陪衬人”(左拉语),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权威。老大一死,他便什么也不是了,比如小华。太祖一去,尽管小华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还是很快就被搞下去了。

80年代,寡头体制的无规则分权

一个极权政体发展到极限,如果不因为毫无活力而灭亡,其社会的自由化便会启动,全权政体会变为威权政体,个人独裁政体因为权威极大的老大去世,变成数个权威稍弱“准老大”的寡头政体——八十年代就是如此。

寡头是若干“寡人”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体制。在邓时代早期,至少是四大元老分享最高权力;在核心外围,是颖、真、波、震参与分享。

吴稼祥总结,寡头政体的特征,是无规则分权。无规则,所以混乱,不稳定;而分权,则增加了政治自由和政治活力。八十年代的另一个特征,即是名义最高权威(H、Z)和实际最高权威(D、C)的分离。

虽然分权了,但权力来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所有分享权力的寡头都没有安全感,退居二线的实际最高权威更缺乏安全感,他们要防范人民要回自己的权力,也防范在第一线的名义最高领导人背叛他们。那一年的最终爆发,是元老们“双重忧虑症”(吴稼祥语)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得到权力,名义最高权威的赵失去了权力,元老们用镇压把权力拿回来,但用力过猛,又年事已高,终于相继去世,无法使用权力了。死神带走了掌握实际权力的元老们,而恰好此时,本来是一个过渡角色的长者(华莱士在与其谈笑风生中也提到了此事),作为本来的名义最高权威,意外捡到了最大的权力,从此实现了名义最高权力与实际最高权力的合一。

15大是长者确立自己法统与道统合一的时候。在15大上,长者基本完成了组织上一统CCP的工作。外王之后,长者随后几年中则完成了内圣:“三讲”让全党宣誓效忠;打击“邪教”让全民接受唯一精神领袖;“三个代表理论”成为长者“思想”,在思想上成为新任教主。

长者就是在这时候,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后的谈笑风生,都在此后发生。

而长者的“功绩”,确实更多的还是如一位好友所说,“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而其虽然在爱好、生活方式上非常西化,也热衷于表达自己的西式才艺,但对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的努力。

长者的早年受教育程度为其加分不少,其个人才华,比如一口好英语,比如对文学艺术的热爱,这些,都让他不像一个共产主义领导人,而更像一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但也只是更像而已。

本质上来说,如果没有邓临死一搏的“谁不改革谁下台”,他的路线很可能就不是继承邓的惯性了,所以好友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是恰当的。

后长者时代,“贤人政治”还是“不断荼蘼”?

老人们在最高权力的夺回战中耗尽精力,终于同归于尽——死神结束了寡头僭主政体,而其后,一个每隔十年的“任期禅让制”开始了。“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自己主动退休,不是临死再禅让。

于是长者之后,胡四来了。

这个任期禅让制在形式上的首度成功实施,还是要归功于邓。除了早在八十年代就一直提的废除终身制以外,他还亲自隔代指定了小四,以保证“废除终身制”的实行。

这样在形式上,比终身制进步多了,类似于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学者把其称为“贤人政治”,但在实际上,这种接班制度仍然是政治不稳定的巨大来源。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四的这十年,可谓掣肘甚多,长者才是真正的老大。而小四的十年,被《iSun Affairs》封面称为“胡搞十年”。

这也是“任期禅让制”在胡时代的最大缺点之一——国家最高领袖虽然好不容易没有被搞下去,按期接班了,但是无法组阁。无法组阁,就无法治国。所以没有自己的班子,十年过去,胡四几乎毫无作为。典型的例子是,刚刚才因为一些迹象被媒体鼓吹“HW新政”,过不多久,小四就要在压力下,公开讲“学朝鲜、学古巴”。

而胡四外号面瘫,缺乏长者的独特魅力与个人才华,看上去古板生硬,谨小慎微。而实际上,据罗小朋先生在斯巴达之前,写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一文所记载,小四在当储君之时,为了防止被指控“自由化倾向”,连一本西方的书都不敢读,所以在出访俄罗斯时,被问及读过什么俄国文学时,他想了半天只能说出《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种惹人发笑的事迹来。

这就是“任期禅让制”的第二大缺点,在担任储君的这五年当中,你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敢做,浪费时间,也没有足够权威服众。很大程度上,其实这是为了避免接班人权威过大,而触碰接班人更换定律,所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在形式的安排上,接班人也从太祖时代的第二号人物,通常排到第五号、第六号人物。

萧功秦先生认为,“中国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

这是萧功秦在论述包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后,面对秦晖先生质疑的当面回应,他非常坦诚的放弃“经由新权威主义达到宪政民主”的主张,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亦即目前实行的十年轮换的“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

如果说小四是隔代指定的产物,包是“贤人政治”下的产物,先不论是否是“贤人”,这样十年轮换的接班,真的如萧功秦所说,已经发展成长治久安的制度了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吴思先生在2014年香港书展讲到这一点时,说这种接班制度下,五年一次小动荡,十年一次大动荡。这恐怕才是准确的观察,萧功秦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斯巴达之前的几年时间,发生在西红市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选战”。若不是护士长的反水叛逃,如今恐怕中国又是另一番面貌了。当时的歌谣都在唱,“斯巴达,真可怕,老爷都在打群架。输的去休假,赢的当老大。”

而按照“政治规矩”,包2007年就已经确定是储君了。可是人家不厚就是不服气啊,凭什么?对啊,凭什么啊?政治规矩?

除却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贤人轮替”,真的能够选贤任能,还是只能“不断荼蘼”呢?

在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觉得包简直是最好的领导人。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宪政民主,并且认为包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纪念毛,反宪政,七不讲,打压民间社会,那是包打着左灯向右转;打大V,打压舆论,打压媒体,抬周带鱼花主席,那是宣传部门的长者党羽在抹黑;抓记者抓律师,那也是最高法的长者党羽在抹黑——

但是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不到他十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东西,以至于把一切与他想法不和的官方行为,都理解为政敌对你包的“陷害”。张博树先生认为,吴稼祥没有看到,包“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

相比起来,荣剑先生的忧虑则更为痛切,他认为极权体制不会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只会走向法西斯主义。

在长者当政的时候,吴稼祥先生在《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一书中就暗示了长者有走向法西斯化的危险。他提到,四个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走向法西斯:

一、是国家实力与威望的上升;

二、是出现反民主的反动;

三、国威指数越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越进入世界前几位,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四、越是后来居上,在历史上受其他强国淩辱越深的大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在当今世界,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是少之又少,但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都没有。”以此看来,从前的吴稼祥先生是何等的睿智啊。

关于包是不是“贤人”,有多少才干,有多少眼界,有什么样的理想,除了看已经做了什么以外,也推荐马勇先生的《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一文,该文提到——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

所以,这不是什么“贤人政治”,而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接班人难题”的又一个变体而已。本质上它仍然是高度不稳定的过渡体制,而这种体制除了不稳定,也在不断地产生“荼蘼效益”,领导人注定一代不如一代,而随着国力的增长,他们还不再韬光养晦,而是要“有所作为”,是以蛮横霸道,就暴露无遗了——

这就是人们为何会如此怀念长者的最大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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