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估计无人再像撒切尔夫人那样贸然断言,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了。是的,社会并没有一个可触可摸的实体,不过假如我们对身体和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就不难看出,社会乃是事实,即各种集体存在的方式。其中不少方式,并非全然外在于你我,而是从生到死地嵌在每个人的身体里。

如果你对此仍然将信将疑,那就看看印巴边境的降旗仪式吧。譬如瓦嘎口岸,那里每天傍晚都在进行社会嵌入身体的尝试。当换防士兵用极度夸张的踢正步来表演两国对抗的象征戏码,关闸两侧的观众也用响彻云霄的啸叫来为这种对抗助威。显然,在那一刻,社会把一种权力关系嵌入了每个人的心中。

如此粗鲁荒唐的嵌入方式,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大加鞭挞。他说,正步走是人世间最可怕最丑恶的情景,因为它赤裸裸地炫耀武力。“只有在那些平民不敢嘲笑军队的国家里,才可能实行正步走的阅兵式。”他说的没错,如今还在施行正步的国家军队已是少数。但是我认为,奥威尔着力的仍是现象,并未明言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印巴士兵的正步走如此夸张?为什么观众们心甘情愿前来助威加油?这些问题,有必要深入下去。

对此不妨用累赘原理来做一番检视,结果你会发现,印巴士兵以及现场的两国民众,都是在用累赘的身体行为建构一种集体存在的方式,不管这种方式多么扭曲,多么受制于权力。夸张到滑稽的正步走,亢奋到疯狂的助威声,它们是在失控的竞争中螺旋上升的昂贵信号,在外人看来低效、痛苦、蠢笨,毫无实际用处,却标志出社会关系的经纬,从而区分出权威与服从,小我跟大我,我们和你们,同胞或敌人。

讽刺的是,正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构得不怎么牢靠,令人不安、担心和焦虑,大家才会不断地用累赘行为去测试它。很难想象,亲人之间会频繁地考验彼此的关系。同样,我也无法想象,美国军人会用踢正步来宣示军威,或者用叠被子的方式来证明军纪。当一种集体存在本身充满信心,就不需要用累赘原理来检验它。这就像打电话,信号通畅时,没人会冲着话筒一直喊着“喂喂喂”。反之,当我们对着电话喂个不停,那就说明信号太弱,需要利用累赘行为,也就是传播学常说的“冗余信息”(redundancy)来进行测试。

中国1990年以后制度化的高校军训,就是基于同样的脆弱、同样的焦虑与同样的逻辑。它既不为强身健体,也不为吃苦耐劳,或者令行禁止,权力利用这种方式,最基本的想法就是测试。当然,理想的状态是通过这种累赘性质的测试,把原先嵌在体内的社会关系震松,以便嵌入新的。可是,由于这种累赘行为并不昂贵,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理发店门前的员工操,地产公司的拓展训练,都在运用相似的手段。只有天真的人才会以为,那是在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培养所谓的企业文化。

奥威尔从正步走的军队形象中看到了暴力,用他的话说,“那是用皮靴狠狠地践踏人脸。”然而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在1933年的一幅漫画中,希特勒俨然是一位穿冲锋队服的雕塑家。他砸下拳头,把工作台上一堆杂乱无章的细小人体碾成泥土,吓得身边的知识分子张皇失措。只见他上下其手,化腐朽为神奇,将泥团塑成了强健的男性裸体。希特勒的艺术家形象,曾是统治者自我期许的理想型,只是这一理想已经破灭。现代统治仍然缺不了暴力,但是由于暴力已经被高度垄断,社会关系却愈发多元,因此至少在技术层面上,统治变得像是一种精致的交易。

既然是交易,那么少不了社会关系的信任测试。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通常来说,穷人比富人更容易信任统治者,蓝领比商人更相信公权力。在瓦嘎口岸呐喊助威的多半不会是董事长或总经理,原因很简单,穷人测试社会关系的本钱只有身体,而富人的方法要丰富许多。同样的道理,对付穷人,统治者着眼于身体;对付富人,统治者着力于资本——不过假如你还记得公司(corporation)一词的拉丁文词源“corpus”就是身体的意思,你就会明白,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会溢出统治者的视线。在权力的眼中,身体就像大小不一的石子,而秩序就像孔径固定的筛子,石子过不了筛,权力自然要震碎它。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没有练就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的脱逃术(escapologist),怎么办?难道,要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遗世独立,或随波逐流?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给了我不小的启示。他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的身份总是多重的。同一个人,“她可以是英国公民、来自马来西亚、有中国血统,是一个证券经纪人、非素食者、哮喘病患者、语言学家、健身爱好者、诗人、反堕胎者、观鸟人、占星家,并且相信上帝创造达尔文以考验那些容易上当的人类。”这让我意识到,若要不成为过筛的石子,就得让自己的诸多社会关系变得更强健,身份认同更多元。当社会关系交织如柔韧的藤蔓保护着你,你就有能力反抗压迫,并理解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