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对于一位高级领导人来说，身处正在努力解决经济增长放缓问题的中国，他的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7月24日上午，周本顺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推进习近平的招牌项目之一，也就是为刺激经济增长、将北京与周边地区一体化建立一个“超级城市”的计划。

但是，到那天下午6点10分时，周本顺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他面临的是多年的监禁。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构宣布，周本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这意味着他也丢掉了河北省委书记的职位，河北是全国人口大省之一。

周本顺是被习近平打掉的首位在职的省级共产党领导人，他的突然落马凸显了弥漫在共产党精英阶层的不确定性，这些精英们要对付两件超出他们控制的令人紧张的事情：一是经济发展放缓，其情况看来比官员们预期的还要糟糕，可能标志着中国快速发展时代的结束；二是针对官员的反腐败运动，它持续的时间之久、涉及的层级之高也已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

主导这两种事态发展的人是习近平。自从差不多三年前接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习近平一直致力于一种伴随着政治风险的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现在，离习近平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晤只有几周的时间，这些政治风险看来正在增长。而且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以及其坚持己见的领导风格在党内面临越来越明显的阻力，这可能会牵制他实现目标的能力。

习近平把自己放在经济政策总设计师的位置上，而这通常是总理的工作，他发誓要调整经济结构，但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话，这会让他受到指责。同时，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也让他给自己树了一大批敌人，反腐运动已导致中国一些最有权势的人落马，还导致国内上十万的较低级别官员靠边站。

据说目前经济状况已使党内高级官员深感担忧。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的增长率是最近25年来最慢的，目前看来仍在进一步放缓。作为这种焦虑的一个标志，领导层本月让中国货币以二十多年来的最大幅度贬值，导致全球股票市场暴跌。

中国股市今年夏天暴跌之后，恐慌的官方采取了救市的做法，这也让习近平的名声受损。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把股市作为好的投资渠道推荐给公众已有好几个月了。

早在这些问题出现前的今年年初，党内的一些元老们就曾私下向习近平建议，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重振经济上，据一位给党政高层官员当顾问的人，以及一份党刊的编辑说，他们两人都因为所描述的是内部讨论的事情而要求不具名。

这种建议被看作是元老们对习近平管理经济的努力不满的一种表现，也被看作是他们对习近平高调反腐的间接批评，因为一些腐败案件已损坏了元老们的后世名声，并涉及到他们的门徒。那位给党政高层官员做顾问的人复述元老们的建议时说，“当前，经济情况不好，所以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更多地转到经济上。”

被习近平拿下的人包括，为其前任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曾经在党内掌管国家安全部队的重量级人物周永康，曾在指挥中国军队的党组织中、担任位置仅次于总书记的领导的两名将军、郭伯雄和徐才厚。令计划是前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胡锦涛的亲信，而周永康和那两位将军则是胡锦涛的前任、现年89岁的江泽民提拔上来的。徐才厚在等待军事法庭审理对他的受贿指控时，于今年3月去世。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据认是周永康的亲信，曾为周永康担任助手，但两人没有亲属关系。

上面提到的那位党刊编辑以及其他人说，反腐运动也激起党内一些普通成员的不满，在官僚机构中引发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导致官员们在重要项目上谨小慎微。

在中国，因为各领域的支持者形成的关系网，退休的党的领导人在各机构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和上届领导人掌权时的情况相比，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速度似乎更快，且没有迹象显示他对党的领导可能会受到挑战。

然而，过去两周里，两家著名的官方新闻机构刊出了不同寻常的评论文章，暗指内部的混乱。

第一篇出现在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8月10日刊登的那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告诫退休领导人应该远离政治，就像“人走茶凉”一样。文章还谴责“一些领导干部”让“新领导左右为难，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并且会“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另一篇评论文章于周三出现在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的网站上。文章描述了习近平推动的议程遭遇的激烈对抗，呼吁支持他的人加大力度，执行他的政策。在流行的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因为它公开承认习近平遇到了反对，还因为它措辞尖锐。

“不适应改革乃至反对改革的力量之顽固凶猛复杂诡异，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文章说。

习近平承诺要对中国经济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大规模改革，从而实现长远增长，涉及的计划包括削弱国有企业享有的垄断地位、使经济摆脱对国家引导的低效投资的依赖，以及放宽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进而让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成为美元强有力的竞争者。

但目前，在面向这些目标的方向上，几乎尚未取得进展。并且随着增长开始停滞，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与习近平允许市场力量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呼声背道而驰，包括上个月为托市而进行的大力干预，以及鼓励国有银行放贷的政策。

混乱的背后，是领导层内部深层次的焦虑，担心如果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是否还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开放经济以来的37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扩张了26倍还多，这支撑了中共的威权统治，并让6亿多人口脱离了贫困。

“大家都明白，当前中国政府最大的执政合法性和赢得民心的支柱，就是经济，”北京著名的政治评论员陈杰人说。“如果经济就此陷落下去，将使中共政权面临更多现实挑战，也给中国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还使习近平执政团队遭受更多批评。”

一些人怀疑，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党的领导人和为他们充当顾问的技术官僚，是否有能力肩负起管理放缓的经济这项任务。此前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所推动的。就连持中立态度的观察人士也告诫，习近平承诺得可能太多了。

“习这一代领导人，他们的雄心、决心，比之于上一届来的要大、来的要广，雄心更大、目标更大，所以他必然在具体的经济问题上不可能像以前投入这么大精力，”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李稻葵在一次采访中说。“但是最后的效果怎么样还不清楚，牵扯的因素很多很多。”

政府管理股市的方式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股市涨至新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公司的债务负担，官方新闻媒体纷纷喝彩。《人民日报》在4月21日发表文章宣称牛市“才刚刚开始”。

但上海股市股价在6月12日登顶，然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下跌了将近三分之一，致使无数借钱投资的小投资者的收益不翼而飞。在此之前，当局没有采取举措纠正股民的错误想法，即股市上涨是政府支持的目标，在习近平的构筑“中国梦”承诺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写道，“在中国仍旧没有建立一个健康运行的股市的情况下，让这样的想法在中国投资人群中传播是极不负责任的。”

诺顿接受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喜欢让自己担任政策制定委员会——中国人称之为“领导小组”——的领导者，这种倾向颠覆了中国一贯的经济政策制定方式。这还可能引发了最近的失误，导致出现更为突然的政策转变。习近平领导了至少六个这样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一个管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委员会，以及一个负责对经济进行重组的新委员会。

但诺顿表示，习近平领导的这些委员会没能完全控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僚机构有时会不知所措。

本月可能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的央行改变了设定人民币交易区间的方式，使其更多地响应国内及全球货币市场。此举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欢迎，可能会帮助人民币加入该组织的全球储备货币篮子。

但这也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受到惊吓，他们认为人民币贬值4.4%只是一个故作镇定的政府在孤注一掷，希望帮助中国萎靡不振的出口。中国7月份的出口量减少了超过8%。

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人的政策顾问表示，经济放缓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这种担忧促使政治局在7月30日的会议中批准了一系列促进增长的举措，其中包括使人民币贬值的决定。这名顾问表示，接下来会实施其他举措。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在中国赢得广泛支持，在中国，一小部分人通过滥用政府职位或利用政治关系致富，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但一位党中央下属研究机构的退休官员表示，随着经济的衰退，习近平面临的风险倍增。

“最主要是经济。只要是经济在继续下行，有人会有越来越多的意见，而且领导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名官员说。“而现在，经济下行是个事实。”为了自由谈论党内政治，这名官员要求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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