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位专栏作家的凭空消失,“失踪”,成了这几天中国的写字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人们通过书写记忆,也通过书写抵抗恐惧。以下这篇来信寄自一位在2011年曾因受到艾未未案牵连被“失踪”的大陆记者,他回忆了在那段人间蒸发的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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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3日的中午,我在北京街头被几个壮汉拽进一辆别克商务车,戴上黑头套,暴打一顿后,被扔进了一个房间,再离开这个挂着厚窗帘的小屋子,是快三个月之后了。

这期间没人再打我,但规矩不少,单手铐在一张圈椅上,睡觉不能取,上洗手间得自己抓着椅子,一点一点挪过去,对了,还不能洗澡,从早春到仲夏,房间里郁积的味道……每每看到换班进来的看守脸上表现出来的厌恶,我大约会自动回应一个“实在抱歉”的表情。

对于“请通知我的家属”这个诉求,从头至尾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才知道,我的家人、朋友们在那段时间里跑了很多很多地方,去了我消失前那个街区的派出所和我居住地的派出所,都报过失踪,但警方均不立案,也拒绝提供其它任何形式的帮助。

父亲写了申诉信,还去了市局、市政府上访,以至于上了维稳名册,此后好几年,他每次住宾馆,登记完身份证后,警察很快就会赶到现场。

抓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文书,放的时候,也一样。

但放我的前提是:得写一份保证书。内容大约是承诺与XXX,XXX等断绝关系,保证不向外界透露被关押过的任何信息等,还按了手印。

直到现在,我仍这么想:如果能用检讨书换来和家人重逢的机会,就是写一百份,我也愿意。

在被关押期间,我一度特别想让自己的“罪名”给确定下来,按法律程序被送进看守所,这样就有了见到律师和家人的一线希望。

但我连名义上的“犯罪嫌疑人”都没能当上。

我曾有体面的工作,有脉络清晰、自认完全合法的私人和公共生活,也这样被莫名其妙关押过83天。没有任何机构,任何人,哪怕是ISIS,声称对此负责。这种特别随机的不安全感,像是喝了过量的咖啡后的心悸。要回忆的时候,只好再借酒壮胆,暂时抵挡住恐惧。

一位美国记者曾问我,是否觉得自己算dissident。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对dissident 的定义,最常见的是在政治范畴,我个人更愿意去分析它的哲学意味。但在中国大陆,它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却唯独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名词。

其实,我是特别想它被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许多的消失,是为什么。

那个恨不得把名片印上“早发财早移民”口号却一直没移民的专栏作家,从家人朋友的视线里消失,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