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偏见是不分地域、种族的,偏见来自于对信息掌握的多少,以及使用怎样的思维模式。很多时候,带着良好的出发点、善良的用心,同样会产生偏见,因为正是先入为主的立场,阻碍了个人用开放的心态去获取更多的信息,甚至会对那些和自己的观点不符的看法产生抗拒,严重的,会质疑提出这些观点的人的用心。

这样说来,错误的判断,盲目的推理,无知的肯定和否定,都是造成偏见的因素。我以为,在现实中,人的第一印象和交往,常是影响人们相互间微妙关系和产生偏见的前提,或用一些间接的途径得知,或根据某种资料道听途说,似乎觉得掌握和抓住了确凿的证据,从而发表个人的意见,实在是没有考虑到自己存在的偏见,更无法在偏激的情感中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中学期间,受韩寒的影响,我曾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不满,进而到了痛苦的地步。我偏执地认为,中国的教育是扼杀创造力,扼杀人性的教育,因此我一方面消极怠学,一方面大量阅读那些“反体制”的书籍。

如此,我便又陷入另外一种偏执中,总以为在分析中国的问题方面,国外的书籍比国内的书籍会更加客观、严谨,也更自由(虽然事实如此,但也不尽然)。这个感受到了大学以后变得更加强烈,以至于我觉得只要是西方人写的书就一切都好。现在想来,这算是一种可怕的偏见。

倘若这偏见只限于个人或少数人,又或是只限于一定区域内的话,它并不可怕,最多只是对个人或极小的群体产生小范围的影响。但若是一个国家的绝大部份人,甚至包括它的官员、学者都存在某种偏见的话,那么这就实在可怕了。

不幸的是,这种大范围的偏见正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在我们的当中蔓延。当这种偏见存在于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或是两个种族间的话,它便不再是偏见,而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所带来的后果也不再是简单的烦恼了,而是不断升级的摩擦和仇恨,甚至是暴力与流血。纳粹的崛起,中东的乱局,包括现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都是这类偏见变异的结果。

当然,出于某种利益或目的,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也正在鼓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个群体非常庞大,浮现于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各个领域。“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众的偏见,激发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又或者更容易、更巩固的统治。

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向来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或文化,它只是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他们往往以保护“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构造出一个外部的“敌人”,并借助这个“敌人”,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煽动民众的爱国热情,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不断地仇日、仇美宣传。

狭隘民族主义与偏见是一对辩证的关系。前者是产生于一种多年有意在推行“教化”,而后者则产生于这种“教化”的信息的缺失。因此,我以为,作为担负信息传播及一定教化作用的媒体,以及担负知识传播的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方面,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被迫担负“教化”任务,刻意地宣扬某些披着“爱国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这些能够刺激民众眼球的话题,本身也是他们所要追求的内容。因为他们明白,这样的话题既安全又媚俗,往往能够名利双收。事实上,他们的确受到了我们官方的极力推崇,从而成为绝大多数民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来源。

这样实在是相当可怕的,很多时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国家,那些没有能力或机会“放眼看世界”的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倘若要想了解外面的真实的信息,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是他们扩展视野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的渠道。

此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民族主义除了带有偏见的狭隘外,还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的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他们自以为是爱国,其实是一种偏见,甚至是一种有害的狭隘民族主义。

最后,借用美国汉学家林培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谈论他眼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话:我观察的主要是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大致上说,他们与历代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谈社会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中国不民主和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愿意认同那种(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的确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