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文章发表于2014年09月19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晶

“1894年甲午海战是一场留学生大战。中日双方阵营中都有数十位曾留学英、美、德的指挥官。两个东方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西方军事设备,西方军事战术、技术和西方式教育培养的一代军官,进行空前惨烈的海上决战。”

9月17日,是甲午海战大决战——黄海海战爆发120周年。当晚,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香港大学从“大清留美幼童”开始,讲起了那段留学生的战争故事。

洋务运动VS明治维新: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在赛跑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唐国安、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满清留美幼童。

1872年8月,一批年龄在9到15岁的少年,从上海出发,目的地美国三藩市(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中的50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毕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立马派出考察团去欧美考察。比如由100余人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在1871年出发,在欧美考察了一年零十个月,还随团带去了50个留学生。

1873年,第一个日本学生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彼时日本国内也加强了海军军官的培养和训练。

与此同时,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立了金陵制造局、上海制造局、福建制造局,其中在福建还创建了船政学堂,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就是其中最早的学生之一。

“当时,中日还不是敌对双方,更像是两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在进行赛跑。中国的青年人可以驾着练习舰一路到日本、新加坡去巡航,日本的青年也可以把船开到旧金山。”钱钢说。

大清留美幼童
大清留美幼童

“不准弹钢琴”VS“13封信改变国内教育体制”

  清政府“留美幼童计划”本来长达15年,却只进行到第十年,就因遭到强烈反对,半途夭折,功亏一篑。

在留美幼童在赴美之前的合影中,他们大都穿着丝质长袍,留着长长的辫子。而6年之后,他们中很多人剪下了辫子,换上了西装,俨然一副西式装扮。

钱钢说,留美幼童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有人开始接触基督教,有人给美国女孩写起了洋洋洒洒的情书,有人学起了弹钢琴……这些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变化,在清政府保守派眼中却变成了“必须终止计划,立即召回”的重要原因。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并发表声明称:“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语写作等,)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止教授。”

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曾明确表态: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清朝留美幼童被召回,引起了当时舆论的强烈反响。1881年7月,《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在清朝保守派提前召回留美幼童的同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西式教育,大刀阔斧地实施教育改革。

森有礼是日本幕府统治末期到美国留学的少数人之一,1870年去美国担任公使。一心要改革日本教育的他,向美国各界著名人士致信求教日本教育改革之路,并将收到的13封回信编制成册。日本天皇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在全国推行教育改革。

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鼓励日本青年出国留学,还组织各种考察团去欧美考察学习。直至甲午战前,日本的留学人数远超中国,留学途径多于中国,留学学科也宽于中国,本国教育方面中国更是远远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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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水兵合影

“坚持的乌龟胜过了骄傲的兔子”

  “甲午海战前的一个甲子,清朝政府在很多方面是遥遥领先于日本的。只是中国速度在后期逐渐停滞下来,而日本却一直坚持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领域进行各项变革。到了总决赛,坚持的乌龟胜过了骄傲的兔子。”钱钢说。

1895年4月,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不平等条约。谈判桌两边,聚集中日两国的留学生。李鸿章的三位参事官,伍廷芳、罗丰禄、马建忠均是留学生。日本的谈判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更是曾去过多个国家系统地学习西方宪政制度和法律体系。

从1875年到1894年,中日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扩充海军装备的竞赛。中国委托德国制造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是当时远东最大型的军舰,日本也向英国定制了吉野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但此后不久,清朝海军就停购舰、械。但日本一直不断扩充军备,还研究自己制造军舰。

1885年,日本接受伊藤博文建议,组建首届内阁,内阁中过半数都有过留洋经历。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统治之下。

钱钢指出,事实上,当时李鸿章身边聚集了一些并不逊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十九世纪末期绝无可能影响决策,更无可能像日本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

“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钱钢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