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耶夫人 | 喜马拉雅以南,一个图伯特的半生

题记:这是一个精明勤勉的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涡轮里想尽办法自保生存,却不停地被卷入正在发生的历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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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骨灰从印度带回来半年了,按照规矩,等到春暖花开,大地解冻的时候洒回了他的家乡。

他是最早一批到海外的藏人,他的一生随动荡的历史波折起伏,我想应该简单地把它记下来。

他的祖上生活在卫藏地方,曾经是吐蕃军队首领和地方贵族,后奉命戍边辗转迁徙到了安多。这片土地从雍正年间到民国都叫巴燕,现在叫化隆,如今内地满大街的西北拉面馆基本都是化隆县的回民开的,这里甚至还有国际武器黑市上驰名的”化隆造”地下私枪作坊,秀丽的风景里隐藏着彪悍的民风。

巴燕地方有17个民族杂居,回民最多,藏民村落亦自成一格,爷爷出生的时候,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到他上学,马氏强推汉化教育,要求藏民学童全部冠汉姓,于是老师拿着一本百家姓给班上的学生随机取姓,轮到爷爷时,得了一个”蔡”姓,于是乳名”多杰”的他从此变成”蔡多杰”,而且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蔡多杰长相机灵,人也聪明,本身跟着村里的宁玛派喇嘛学习藏文经法,又在学校里学习汉文,汉藏语言都很熟练,年轻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宁玛派的全部教义,极善打卦,乡民们时常前来求占问卜,往往灵验者多,在村里是个小名气的瑜伽士。加上和其它藏区的单纯环境不同,巴燕地方到处是善于经商的回民和横行乡里的土匪,爷爷从小耳濡目染,学得一身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本事,在处理财务方面也早早展现出了天赋,十九、二十岁时就在县里的钱庄做了专员,活络的他还经营了一些借贷之类的金融业务。

因为年纪轻轻就已经很受欢迎,加上赚钱不少,相貌算是英俊,嘴上功夫又相当厉害,于是四里八乡倾慕爷爷的少女还不少,他的风流本性从这个时候显露出来,撩拨了许多姑娘之后,与我奶奶结了婚。

转眼到了四九年,共产党打掉了极其强硬的马家军,解放了青海,地处偏僻的巴燕人们不清楚新的朝代是怎么一回事,深感惶恐,纷纷谣传原来给国民党做事的人都要杀头,一时间不少人开始往外跑。爷爷比较冷静,他坚信无论哪路皇帝当朝,自己的那套生存哲学依然有效,留了下来,钱庄变成了合作社,他仍被委任为管钱的头。度过了惊慌的初期,他觉得一切又稳定了下来,没想到三反五反的风暴猝不及防地来了,他是解放前解放后都在银行做事的人,又经营过放贷的生意,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一系列的批斗会接踵而来,老实巴交的乡民们下手极狠,心惊胆战的爷爷决定在被打残之前逃跑。

这时候奶奶怀孕了,爷爷跟她商量,决定他先跑,出去避过风头再回来,因为不知道外面会更好还是更糟。奶奶似乎是个心很大的姑娘,现状也确实不好,同意了。爷爷这些年挣了不少钱,留在家里注定会被抄光,他全部带上,开始往拉萨跑。

爷爷在路上度过艰苦的大半年时间,到了青海湖以上,纸币全成了废纸,全部扔在了河里,只剩背着的数袋沉甸甸的银圆,东躲西藏,居然安全抵达了拉萨。此时的拉萨仍然是噶厦政府统治的地盘,爷爷原本计划投奔的亲戚遍寻不得,他灵机一动,开始到各大寺院朝觐礼佛,然后提出供养布施,将自己带来的大洋倾囊捐出,一时间大施主的美名传遍拉萨城,借此,他迅速结交了三大寺的活佛堪布,继而认识了噶厦政府里面的官员,在布达拉宫见到了嘉瓦仁波切。

这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逮捕了18万人,致死13万人。

这一年我父亲出生。爷爷一走,我奶奶马上被她的小姑子赶出家门,奶奶大着肚子回到自己的娘家,在周围人复杂的眼光下独自生了这个男孩,那段日子应该是不堪回首的吧,可是我现在问她,她只习惯性地哈哈哈大笑,说记不清了。

这时候爷爷在拉萨重新做起了生意,拉萨和印度之间的边境贸易很活跃,拉萨的贵族子弟去英国留学,用英语训练马匹,家家用英国产的烤面包炉子和留声机,印度是人和货物进出的必经之道。爷爷跟着马队来往于边境,靠认商店招牌和看货物标签,很快掌握了常用的英语,每次回到拉萨城里,又开始拿赚来的钱挥霍享受。这个时候拉萨来了很多康区过来的人,生活也相对安定,身边许多高大丰满的康巴美女和安多美女,他过得乐不思蜀。

毛主席的代表已经在和嘉瓦仁波切接触,极力劝说西藏人民了解美好的社会主义前景,解放军也从昌都进来了。我爷爷听到风声,判断运动肯定要打到拉萨来,那么自己这个逃犯必死无疑。干脆跟着商贸马帮跑到了锡金住下来。

原以为金钱用之不竭,没想到栽在了女人身上,钱财一夜之间被骗光,沦落到在街头卖香烟火柴,情状潦倒。此时一无所有的他才开始想回家了,但是一直从安多传来的消息都令他心惊胆战,有人说他的家人被诛连致死了,他开始考虑要不要冒死回去看看。

巴燕变成了化隆回族自治县,我奶奶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顶着逃犯妻子的名分。一个男孩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我父亲被所有的孩子欺负,而奶奶没有多少文化,他只有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故此,养成了怀疑、内向、不善分享的性格。

他不知道,再过几年的反右斗争里,在青海湖边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抹脖子自尽,因为她的刚烈的父亲再也不堪忍受被蒙冤批斗,这个小女孩也是在没有父亲的保护下艰难长大,她就是我的母亲。

拉萨的形势令高层藏人左右观望,两位年轻的仁波切受邀去北京,去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另一些人开始向外寻找退路。负责外交的官员是嘉瓦仁波切的二哥嘉乐顿珠,亲美派,他在南京军官学校受的教育,读书的时候住在蒋介石家中,对共产党极其不信任。嘉乐顿珠一边与美国合作,和CIA训练康巴籍藏人,一边在印度考察。在噶伦堡,藏文纯熟、汉文流利,还会英语的二十九岁青年蔡多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派人调查蔡多杰的底细,如果蔡多杰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嘉乐顿珠就决定委他重用。

爷爷回家乡的计划被搁置了,他被劝说暂时留下来帮噶厦政府打理贸易上的事,其实就是在西藏境外做生意筹集日后所需要的资金,政治他并不懂太多,但商业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他又重新生龙活虎起来,做的自然颇有声色。嘉乐顿珠们非常赞赏他,计划送他去台湾训练,以后负责噶厦政府的财政事务。

可噶伦堡的藏人社区也是一个小江湖,爷爷信任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生意伙伴,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向高层举报:蔡多杰是共产党。这下炸锅了,管着钱袋子的竟然是共产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嘉乐顿珠只好痛下决心切割。爷爷懵了,本来是共产党的逃犯,现在百口莫辩,而且是最好的朋友背叛出卖,他感到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参与政治,只想远离这里的一切,和噶伦堡认识的潮汕商人去了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没有藏人,有许多广东过来的华侨,蔡多杰开始在餐馆里帮厨打工,后来一个广东梅县的老华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同时接手的还有一家餐厅。

此时的西藏已经巨变,在一个夜里,噶厦政府的高层拥着嘉瓦仁波切逃出拉萨,辗转到了印度,换了几次地方安顿下来,百废待兴,他们再次试图联系蔡多杰,他婉拒了。有意思的是,彼时流亡政府的总理(仲尤欠莫)名叫拉毛才让,人称白先生,是我母亲的舅爷爷,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下一代会有交集,白先生到了印度没几年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一直到1970年,我爷爷举家迁到新德里,在新德里开了一家中餐馆,渐渐地开到了三家,两家都在新德里的黄金地段,变成新德里名气最大的中国饭店,尤其是其中一家The House,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许多活动都选择在这里举行,深受华侨的欢迎。而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达兰萨拉,生活还是非常艰苦,不少藏族老乡来投奔爷爷,他都一一安排,没饭吃的给饭吃,没工做的找工做,年轻人他都想办法安排送去读书,一些在家乡非常贫困的底层青年通过他最后到了香港、美国、瑞士,很多还成为了大学生。爷爷成了海外最成功的藏人企业家之一,几乎所有在印度的藏人都知道他,尊敬他。

现在回过来说说国内的情况,我父亲读书非常努力,出于对”不良出身”的恐惧,他的日记里满是对毛主席的虔诚和积极向组织交心,终于在文革结束时考上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青海日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后来到了省广播电台、电视台,赶上了传统媒体最好的时代,成绩斐然。同样孤儿寡母长起来的母亲也是拼命向上挣扎,停课闹革命的时候考入毛纺厂当了电工,14岁开始养家,后来考上医学院,被分配到省卫生厅。一无所有的他们谨小慎微地打拼,都做到了厅局级干部。虽然他们的父亲都受到了很大的迫害,导致自己度过了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但他们都申请入了党,并且极其珍惜,奋斗到了这个时代最成功的阶层。

我爷爷于八十年代分别诞下一女一子,这个最小的叔叔只比我大几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国外华侨纷纷回国探亲了,我爷爷开始和国内取得了联系,给我父亲寄来了他在印度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们住的是漂亮的彩色别墅,家里有小汽车,小孩穿着很神气的小西装,让当时国内的人还是很羡慕的。他叫我父亲去印度,去接手他的生意,或者先来看看,可父亲身为藏族党员干部,又是那样一个敏感的地方,即使是探亲旅游也存在着重重障碍,何况是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父亲,这是断断不能想象的事。放弃现在的工作去接手做生意,更加不愿意。直至今日,父亲都没有去过印度。

到了九零年代初,我爷爷终于第一次回来这阔别四十年的家乡,一个瘦瘦的老头,喝青稞酒要加冰块,吃拉面要给小费,带来的礼物是各种印度的金饰。家乡很多人受过他的恩惠,他回老家时受到了乡亲们隆重的欢迎。年轻时神机妙算的瑜伽士的名声还在,许多人还专程来请他打卦问卜,居然还很灵验。我爸爸陪着他从东到西,我奶奶居然也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不知道他们母子俩多年的怨恨是如何消解的,也不知道他回来以后有没有忏悔和道歉,他也没有像别人想象的带钱财来补偿我奶奶和父亲,只知道幼小的我对这个陌生的老头没有任何好感,因为他甚至还劝我妈妈再生一个儿子。

后来他越来越老,人也不像年轻时那么爱挥霍了,而且挣得越多越吝啬,因为在印度生的两个孩子健康出现了问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他的广东太太除了做家庭主妇没有其它的生存能力。即使他做的是大饭店的老板,也每天早早上班,亲自查账,完全不能退休。他开始频繁往国内打电话,没什么事情要讲,就是絮絮叨叨很早以前的事,哪里的山,哪里的树,哪里的庙之类。电话打得大家都不想接了。

前年,85岁的他突然要回国一趟,我爸爸通知我也回来见见他。他已经老得听不大见了,装了一个最便宜的助听器,别人跟他说话非常费劲。他在爸爸的陪伴下再把巴燕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个遍,每天兴奋地自言自语我们听不懂的话。奶奶冷静地说,他恐怕不行了。

送他回印度前,我们在机场拍了张合影,看见他瘦瘦的身体裹着不合身的羽绒服,一个人蹒跚地走进安检厅,第一次觉得他可怜,我长久以来对他的不满和怨恨忽然变淡了。

回去以后半年,我爷爷上班的时候突然中风倒地,昏迷一个月以后去世。

至此,第一代海外藏人开始凋零。而更多的人,再也没能回来过,他们在翻越喜马拉雅的时候,没有想到这就是一生。

2016年7月19日 下午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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