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

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从人民的层面讲,无疑是爱国义举。从统治者的层面讲,却不过是弄权之术。

义和团原本不过被视作黄巾、赤眉之类的“匪贼”,屡遭官府痛剿。而从1900年6月起,义和团却摇身一变,成了天之骄子。如此巨变,其实并非义和团之福。因为,如此巨变,并非统治者与义和团“精诚合作”所致。统治者其实毫无诚意可言。当时,慈禧与列强的关系急剧恶化,慈禧的个人地位由此动摇。出于对丧失权力的恐惧和对列强的深刻怨恨,黔驴技穷的慈禧,只能打出义和团这张牌,借义和团之势向列强施压,以迫使列强让步,认可她的个人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慈禧需要打民意牌,以应付外力刺激下形成的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既然对义和团不过是姑且利用,也就注定了义和团终究被抛弃的命运。

重重机关,天真的义和团竟浑然不觉,还以为朝廷真对他们另眼相看,真要授他们以保家卫国的重任呢。于是怀一腔爱国热血,由江湖而入庙堂,由边省而入京师,纵横驰骋,豪气干云。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踏入的不过是死地。

慈禧对列强衔恨极深,但她也没有和列强决一死战的勇气。她何尝不知,当年尚且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如今与几乎所有列强为敌,岂有胜券可操。她的初衷,不过威慑而已。但当威慑失效,列强迫她“归政”的所谓“绝密情报”传来,慈禧终不免恼羞成怒。四十年治国经验至此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歇斯底里,有的只是破罐子破甩的癫狂。正是在这样的癫狂之中,她做出了杀尽境内所有洋人、对十一国同时宣战的极端弱智的决策。个人的一闪念,立刻便无可挽回地把整个民族推向了深渊。

然如此阴暗,但在形式上,慈禧却是无比圣洁。其宣战上谕一方面历数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等滔天罪状;一方面自我美化到极致:“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旷代所无。”好一副人民救星、主权卫士的派头,似乎其宣战决策完全出于爱国爱民的凛然大义。正是受这样的感召,义和团会众走上了疆场,杀公使,烧教堂,攻使馆,义无返顾,前仆后继。他们以为他们是在爱国,他们以为他们生得光荣,死得壮烈,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慈禧与列强“手谈”的棋子、不过是捍卫慈禧宝座的炮灰而已。

尤为可悲的是,多少听从政府号令走上疆场的义和团会众,甚至不是死于敌人的炮火,而是死于政府的计谋。天津西郊的杨村之战,义和团奉命上前线冲锋,不堪敌人机枪扫射,掉头逃跑,却又为清军所阻。两面机枪夹击之下,死伤殆尽。东交民巷之战,如慈禧战后所云,“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换句话说,慈禧其实并非真战。其亲信荣禄对此心领神会,深怕敌方不支,而致使馆夷为平地,因此不惜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使馆防御。而攻打使馆的义和团会众和清军官兵哪能察知此中隐情,仍猛打猛冲,那些牺牲者至死也不会知道,给他们以致命一击的枪弹,就是他们的统帅荣禄给敌人提供的啊!

慈禧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主导的义和团去抵挡装备精良的八国联军,焉有不败之理。当国破之日,以主权卫士自命的慈禧哪里去了?爱民如子的慈禧哪里去了?她望风而逃了,把不可计数的珍宝留给敌寇的行囊,把成千上万的子民留给敌人的屠刀。她最终是全身而还,她的都城,她的人民却历经劫难。专制统治者的人格不可信,专制统治者宣称的爱国不可信,这一点,庚子之役是最生动的一课。

今天,我们对义和团多有责难。责难他们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责难他们盲目排外,责难他们误国。在我看来,这些责难和从前对他们的美化一样的不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在一个愚民政策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在一个完全不存在多元信息交流的国度,要人民理性,要人民成熟,那是对人民的苛求。人民只能出于他们的直接经验,只能出于他们质朴的情感去行动,去保家卫国。他们这样做了,就是尽到了他们的义务。造成灾难的不是人民,是统治者,是为了固守个人权位而不惜以万里江山为赌注,以亿万子民为人质的叶赫那拉氏,是企图“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唐德刚语)的满族亲贵。换言之,只有统治者才是误国者!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人民永远没有责任。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人民,已不是百年前的人民。只有爱国,只有热血,只有勇气,只有正义,百年前的人民可以这样,但,今天的我们没有资格这样。我们应该有更多。必须有更多,我们才配称今天的人民,我们才能尽我们的本份,我们才能既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更建设我们最最缺乏的强大的制度文明!只有在同时具备强大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之后,我们才能既防外患,更绝慈禧之类的内患。我们的祖国才不会重演百年前的奇耻大辱!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是庚子之役留下的启示,这样的启示,在今天尤其具有警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