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 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 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 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 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 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 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 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①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 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 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 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 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 破口，迅速切人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 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 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 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 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 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 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
「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毛在集中攻击国际 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 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 动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
①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书记为周恩来）。①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
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 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 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 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 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 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 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 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 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 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 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 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 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 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 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 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人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 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 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 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 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 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 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
（「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 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 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②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 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 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 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 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
①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 10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 年第 1 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 372-75。
②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 10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 年第 1 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 372-75。
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 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 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 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 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①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 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②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 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 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 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 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 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 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 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 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 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 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 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 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 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 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③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 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④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 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 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 家』资格」。⑤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 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
①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470-71；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 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②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 495，目录号 74，卷宗号 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 代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页 14-15。
③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 495，目录号 74，卷宗号 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 代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页 14-15。
④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
⑤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 10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 年第 1 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
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9月29日，张 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
「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 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①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 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 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 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②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 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 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 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 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 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 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 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 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 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 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 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 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③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 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 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 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 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 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 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 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 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
①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 495，目录号 74，卷宗号 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 代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页 14-15。
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 481-83。
③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页 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6。
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①9月11日、29日， 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 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 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②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责王明实际上 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 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 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 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③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 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 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 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 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 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④陈云说，
「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 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⑤还有人当面向毛 提议，「多作论着，教育全党」。 ⑥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 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⑦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 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 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 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 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 ⑧ 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 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 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 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 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7。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7。
③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页 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8。
④《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 326。
⑤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 361。
⑥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 16。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8。
⑧《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330。
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 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 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 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①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 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 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 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 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 错误的」②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 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 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 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 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馀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 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 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 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 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 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 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 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 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③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 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 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 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 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 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 472。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99－200。
③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330－31；《王明年谱》，页 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 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 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 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 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 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 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 可以讨论。①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 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 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 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 样子」。②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 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③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 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 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 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④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 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 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 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 七个统一，⑤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 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 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 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 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 ⑥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的一边倒局势， 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 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 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 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00-201。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 474。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 474。
④《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331。
⑤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 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01－202。
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 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 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 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 ①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
「诈病」。②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 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③从10月10日起，他 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 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④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 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 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 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⑤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 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 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 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⑥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 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 ⑦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 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 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 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 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 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 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 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 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 中央路线的批判」。⑧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 475。
②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 50。
③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 月 9 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 东年诺》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 1941 年 10 月 22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 1941 年 10月 22 日的栏目空缺。
④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39、38。
⑤《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332。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23。
⑦《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333。
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13、214。
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 头话不少」。①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 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 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 导人中间传阅。②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 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③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 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 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 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 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 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④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 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 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 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 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 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⑤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 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 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 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⑥当时正是毛对周恩 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 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⑦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
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 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 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 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13、214。
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477。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13。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页 49－51。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14、214-15、215。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14、214-15、215。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14、214-15、215。
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 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 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 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 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 系错误路线。①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 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 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 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 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 表现方面之一。 ②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 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 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 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③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 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 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 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④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 素，可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 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 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 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 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 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 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26、229、224、224-25。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26、229、224、224-25。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26、229、224、224-25。
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26、229、224、224-25。
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
「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 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
「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 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 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 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 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 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 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 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 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 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