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标:八千湘女上天山,作为母亲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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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近日引起很大的波澜。当年为了解决“没儿子没法安心”的兵团需求,定向招募的女兵究竟该被当作边疆母亲那样歌颂,像对待战士的牺牲那样去肯定,还是给予这些女性以极大的同情,进而有历史反思,一时间也是争执不下。

首先要说明的是,八千湘女上天山这段历史事实,在十多年前就有了充分的资料及报道,这些资料与报道不再是一味地讴歌她们的贡献与牺牲,而是更多地展露作为人性的一面,包括个人经受的憧憬、选择、痛苦与人生曲折。这块历史事实是清楚的。

其次,这段历史在当年被写实主义作品揭示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响是正向的。原因有二:一是它帮助一般群众从当年的宣传迷雾中看见了更全面的历史真相,这是外人对这段史实的收获;二是它确实也帮助这些人中的部分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她们的声音值得被听到。

在战争年代,女性往往承受了更重的折磨,经受从肉体到精神上更广泛的痛苦。被强奸奴役,被当作战利品,见诸几乎所有的大型战争。在太平天国后期,南京城内女眷逃逸后遭到掳掠是常事。湘军攻陷金陵后,掳掠江南女子返回老家,也有详细记载。

现今,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对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一历史的事实勘误,分歧强烈地体现在价值解读与意义阐释上。换言之,十几年前这事完整披露时那种求真务实的讨论氛围,被现今充满意识形态的话语包围及主导。这种变化,是史料之外的“史料”,历史之外的“历史”。

这个现象的原理,在历史学家那里是得到解决了的,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它的意思是,历史事件的面貌尤其是解释,会随着当下的情境发生改变,以适应历史书写。而历史的书写者,这个角色的轻重缓急,扮演者的理性与目的,都令历史解读产生冲突感。

对历史书写的焦虑,以及它被真实性击穿的担忧,同样出现在“八千湘女”被拉入舆论场之后的争论过程。作为批判的武器,或者说历史意义的防御工事,“”作为一种攻击性框架被拉出来,试图给予定论,终结这个舆论事件,稳固历史阐释权。

这种攻击性的解释框架,特别具备权力属性,很有杀伤力。这也是女权主义者可以精确感知到的,所以,当八千湘女被作为女性的批评视角旧事重提,随即遇到意识形态反击时,女权迅速回缩锋芒。桀骜不驯的女权主义者,非不能展开批评,实在也是不能为之。

从目下这个局面看,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巩固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势力范围,会成为这一批评范式在你舆论场中收割的最新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各种政治正确中必然的选项。它诚实地展露了对历史的表态。

从官媒官微的表现看,与以往史料刚披露时不同的情况是,“八千湘女”的“母性”抒情色彩受到了浓重的赞美。也就是说,女权主义视角中“贡献子宫”的批评话语,被圆满转化为“子宫颂歌”,而它在降低“战士”这一历史身份时,更容易激发感情共鸣。

此外,狙击对“八千湘女”的结构意图,还引进了“大历史”这个学术词汇,重塑其含义,这倒是新鲜。黄仁宇提出的重视细节、人性、人文与价值的“大历史”观,在论战中演化为“大人的历史”、“霸者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技术手段。

20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