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3)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


采访者唐丹鸿与贡宝措

三·与父母最后的别离

1964年以后,我小学毕业了。那时我姐姐已经报考了一所部队医院的卫校,我被保送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这样我就到了北京。中央民院附中是少数民族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学生都是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的小孩。到北京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这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学校里贴了很多大字报,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什么的,但是“出身不好”的小孩遭到了很大歧视,什么活动也不让参加,我因为“出身不好”感觉压力很大。那时时兴穿军装,军装被认为是最好的服装。有一次,我姐姐托人带给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毕竟是小孩子,我很高兴,穿着这套军装到了操场,正好迎面来了几个小孩,他们对我说:“你这个狗崽子,没有权利穿军装!”然后他们用油漆,在我穿的军装上,前面画了一个大叉,后面也画了一个大叉,整个衣服都不能穿了,然后他们说,你只能穿黑的,把它染成黑衣服吧……

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没有份。恰在这个时候学校放暑假,我就回到了成都。回成都我发现父亲变了,以前他对我们姐妹俩严格得不得了,每次给他道早安晚安的时候,他总是要教育我们一大通,我们对他又敬又怕。可是这次回成都,他的态度变得特别和蔼,特别慈祥,再也没有过去让我们害怕的那种严厉。而且,他总是跟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我那时不懂事,还对我姐姐说,爸爸可能是通过学习,思想变了,对我们这么好。后来经过很多事情以后,我才理解到,他当时可能已经有了预感。那个假期我过得非常愉快,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出去野餐,带我们去青城山、峨眉山游玩,父亲还请他的秘书给我姐姐的部队医院卫校写信,帮她请假,这种事情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时间请假玩,这我爸爸以前是绝不允许的。那时全家聚在一起,有一天我爸爸讲:“走,我们去照一张相,全家一起照张全家像。”我们就上街去了,这张照片我现在挂在外面屋子的墙上。当时我姐姐穿着军服,我爸爸说你不要穿军服。然后我们就照了这样一张全家像。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张全家像是全家最后一次团聚的纪念。照了这张全家像大概两个月以后,我的父母都没有了……

离正常开学时间还有二十多天的时候,中央民院附中突然来了一封电报,催我“火速返校”,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还不到正式开学时间,但是如果我不回校,不知会有什么后果。我妈妈只好开始为我们准备行李。走的那天,爸爸妈妈送我和姐姐到车站,送的时候跟以往不同,我爸爸特别……一会儿剥一颗糖给我吃,一会儿叮嘱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你们要自己关照好自己,生活要自立,全说的这些,当时我都没有在意。他还说今天送别谁都不许哭,我们要高高兴兴地送你们走。他这样讲。后来,我上了火车,站台上有很多卖包子、点心的,我爸爸和妈妈就像抢着买一样,我妈妈一会儿买包子,我爸爸一会儿又回头买点心,不停买这买那,把我们面前的小桌子堆得满满的,我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还在买,他们俩就这么抢着买。这时火车开了,我透过堆得高高的东西,看见他们还对我摆手,笑着,我也挥手给他们道再见。我自己安慰自己:这只是短暂的分别,我很快就会回来,回到父母身边。没想到,这就是最后的别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我父母了。

火车刚到北京站,就看见好多红卫兵拿着剪刀,剪路人的头发什么的。我赶快跑回了学校。学校到处都贴着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贴满了。刚开始时,我像别的小孩一样,也投入到了运动中,我还没有意识到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我母亲是1966年10月15号失踪的,我父亲是1966年10月17号离世的,期间就相差一天。他们出事后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父母冬天住在成都,夏天回阿坝。文革开始后,我爸爸不得不搬回阿坝了。后来父亲的通讯员告诉我,当时我母亲先动身,跟通讯员一块儿回阿坝。路上有一天,在理县,晚上来了一个人,告诉我母亲不能回阿坝了。因为我父亲还在成都,我母亲就说:“不能上(阿坝)去那就回成都吧。”可是来人说也不能回成都。我母亲说:“不能回成都的话,那你让我写一封信给他,说我安全就行。”那人还是说不行。我母亲说:“写信不行,那我发一封电报,你看着我发,就写我安全,你看着我发。”“也不行。”他讲,他们为此争论了很久。通讯员说那个人的态度还算好,而我觉得那个人的态度一定很坏、很强硬,并有逼迫性。快到夜里1点钟了,我妈妈就说那明天再继续和他们商量。通讯员,他以前是我父亲的随从,那时叫通讯员,这一切都是这位叔叔讲给我们听的。他说他总睡不着,到早上4点多钟的时候,他看见我母亲的房间门开着,进去一看,我母亲不在。他就赶快出去,到厕所门口外去等,见她老不出来,他就喊,没人应,他就进去了,结果我母亲不在里面。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找到我母亲。一直都没有找到。后来的官方结论是“迫害致死”。

母亲失踪第二天通知了我父亲。父亲当时在成都,马上赶到了汶川,因母亲是在理县出事的。我父亲赶到汶川后,他们请了很多人到处找,河边到处都找了,没找到。她就那样失踪了,一直就找不到了。最后父亲回到住处,坐在那里。我父母的感情特别好,这是我们那个地方众人皆知的。过去藏族的头人大多有三妻四妾,但我父母不是这样,就他们俩,感情非常好。那个时候李井泉已经被批斗了,我爸爸最好的朋友郭政委等人,他们全都纷纷遭批斗了。虽然幸亏老百姓不愿意批斗我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气势汹汹,他肯定知道在劫难逃。我父亲对那个通讯员说:“我起不了什么作用了……”那个叔叔说:“您不要胡思乱想,”我父亲就一直讲,最主要是强调:“共产党是不可信的,你看卓克基土司他们都被批斗了,士可杀不可辱,那还不如……”那通讯员叔叔说:“您还有小孩呢!你还有两个女儿呢,小女儿呢!”“我对不起他们了……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的人民。”我父亲那样讲了后,就停了说话。我想,父亲一定是对我母亲的突然失踪悲痛欲绝,加之他目睹当时局势,认识到对自己的庶民和深爱的民族,已经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形势所迫,他不仅不能为自己的民族、为故乡的人民效力,而且他预感到灾难将要来临,“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硬性格决定了他再也不甘忍受屈辱,不愿再苟且偷安地生活。第二天,在汶川,我父亲投河自尽了。


美颡杰布夫人和她的母亲

(未完待续)

2017年4月15日 上午 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