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

不是官话 | 司机冒着生命危险去给市委书记送衣服 结果怎样

看了《给发改委主任做司机的苦:总在外边熬夜,这可怎么行?》,让我想起自己接触过的一些司机,想起他们的苦。为了讲述方便保护隐私,下文更改了几个司机的姓氏。 小钱:兼做局长的“按摩师” 小钱给局长开车,局长爱应酬,尤其爱喝酒。 领导喝完酒容易头疼,每次都要喊小钱进来帮着按摩头部。 一开始小钱并不情愿,觉得自己的职责是开车,又不是按摩,你头疼关我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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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4473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2011 年 09 月 01 日 09:53:44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编辑: 胡韵   提要 : “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闻发言人同样面临知情权不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应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本刊记者 / 李静睿 王全宝 文 / 彭玺睿     在“ 7.23 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 8 月 16 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发布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发布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发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 8 月 23 日下午 2 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发布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发布会体验,提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 ( 王勇平 ) 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 ”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发布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发布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发布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人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发布会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曹建明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 2006 年 9 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发布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是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 ? ”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 ”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发布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 ”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我们看到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就说他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正好反衬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对新闻发言人的制约”,他用了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被体制化的。   纵览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官衔,统统由类似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职位担任,或者甚至由部委的副部级领导兼任,以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同样是“黄埔一期”的培训老师之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史安斌说,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黄毅也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该开始逐步探讨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而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他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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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一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读薄熙来的主题报告

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三届九次全委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同志所作的主题报告《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薄熙来同志旗帜鲜明地、毫不含糊地发出了“共同富裕”的呼吁,其内涵之丰富,思想境界之高远,不仅已经远远超越了主流所解读的“特色理论”,而且也必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中,深深地刻下浓重的一笔。 关键词: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薄熙来 贫富差距 三个差别 一、缘 起 在人们的心目中,官员的讲话往往等同于套话、废话、大话,甚至假话。然而这几天来,有一篇“官话”却强烈地震撼了我。这篇“官话”,就是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三届九次全委会上,薄熙来书记所作的主题报告:《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我粗略地总结了一下,报告内容有18个要点,9千多字;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差距、分配、共富;整篇报告贯穿了一根逻辑红线:“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这个关键词,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但是,读薄熙来书记的主题报告,用“耳目一新”、“如沐春风”、“令人振奋”、“醍醐灌顶”等等,都远远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坦率说,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读到过的“官话”中,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最有历史唯物主义境界、最有理论和实践勇气、最有开拓创新精神、最有共产党人伟大胸怀、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文献之一。 关于“共同富裕”,官方的说法最初是“先富带后富”,后来是“兼顾公平”,目前最高境界也就是“要更加关注公平”。想必大家都看见了,直到最近,还有人在“做蛋糕”上捣糨糊。实事求是地看,薄熙来同志旗帜鲜明地、毫不含糊地发出了“共同富裕”的呼吁,其内涵之丰富,思想境界之高远,不仅已经远远超越了主流所解读的“特色理论”,而且也必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中,深深地刻下浓重的一笔。下面,我就这篇报告谈几点粗浅的读后感。 二、“共同富裕”是“点”还是“线” 人们都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既然是“本质属性”,那么,只要还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就应当贯穿于这个社会的全过程之中。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里,“共同富裕”绝不是一个或几个孤立的散点,而是一条脉络清晰的红线。 遗憾的是,无论是“先富带后富”,还是“兼顾公平”,或者是“更加关注公平”,在官方文献的政策含义中,“共同富裕”要么只是一个愿望良好的起点,要么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目标。于是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共同富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最终被压缩成了若有若无的点:底气不足的出发点,虚无缥缈的归宿点。 线是由点构成的,但一个点成不了线;如果点与点之间缺乏连续的动点连接,两个点也未必能成为线。所以,一旦“共同富裕”被挤压成了孤立的点,这个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红线,也就被割断了。 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薄熙来同志的主题报告,正是在“现实运动”的境界上来解读“共同富裕”的。用 薄熙来 的话说:“ 现在有些人,只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我以为,这还不够。‘共同富裕’不仅是理想,也是动力;不仅是‘起点’和‘归宿’,而且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 关于“共同富裕”,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明确宣布“共同富裕”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样的解读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三、中国当前最大的危险 中国当前的危险是什么?很多人感受最深的是通货膨胀。然而在我看来,通货膨胀只是短期危险,中国面临的长期危险,既非通货膨胀,也不是经济冷热不均,而是结构问题。这个结构问题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都有大量表现,比如:房价高企、两级分化、贪腐盛行、道德沦丧,等等。一句话: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胡锦涛总书记概括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其实就是结构问题的集中表现。 结构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不在于哪个产业该扶持,哪个产业该压缩;也不在于哪个产品多了,哪个产品少了,而是在于分配结构已经严重失衡!遗憾的是,高居庙堂之上的精英们大多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中国当前的危险究竟何在,答案不言自明。薄熙来同志说得好:“只要静下心来,搞点社会调查就会发现,三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需要高度重视。” 薄熙来同志之所以高度重视差距问题,就在于他清醒地看到,“ 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大家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 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对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的深刻把握。 更为危险的是,很多共产党人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个最大危险居然视而不见,以为埋头做蛋糕就可以搞定一切,真是糊涂的可以。请听听薄熙来同志的肺腑之言吧:“ 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 四、解决差距为什么“不能等” 在决策层,解决贫富差距“不能急”的想法,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主题报告中,薄熙来有针对性地指出:“ 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 ,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沉住气,慢慢来,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总之,好是好,但先别办。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 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 对于这些指责,薄熙来同志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给予了回答:“ 尽管聪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即使下大决心,那时要付出的成本也会大得多!现在解决‘三个差距’为时不晚,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存在决定意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精英’,你和谁去讨论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 ”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结论。 五、“转方式”的要害 “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底要“转”什么?现在流行的看法,大都解读为“发展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云云。与之比较,薄熙来同志的认识却要深刻得多,本质得多,他说:“ 现在到处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转变什么?怎么转变?什么时候转变?看法似乎并不一致。我以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就是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从以出口、投资为主转到以消费为主,改善民生,拉动内需。 ” 为什么“共同富裕”才是“转方式”的要害所在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薄熙来做了客观分析:“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很成功,了不起,但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优惠政策+廉价劳动力’,沿海搞开发区,吸引外资,‘两头在外’。当年很正确,很必要,但今天的形势已经不同了。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全国人均GDP大幅增长,物价也大幅上涨,而农民工收入增长有限,劳动力开始回流。农民工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利润被外企拿走,内地与沿海差距在拉大, 大家关心‘转变发展方式’,我看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是最为关键的。 ”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转方式”不仅是生产力的转变和提升,同时必然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与把“转方式”仅仅解读为生产力结构调整的主流观点不同,缩小“三个差距”不是一个仅仅调整生产力的问题,而且必然涉及整个生产方式的调整。换言之,光讲“做蛋糕”,不讲“分蛋糕”,你怎么缩小“三个差距”? 薄熙来同志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解读或许与众不同,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才是令人信服的科学解读。 六、“共同富裕”不是走“回头路” 对于“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困难,薄熙来同志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现在,把经济规模做大的榜样很多,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为公平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即便在毛泽东时代,“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仍然处在探索的过程中。所以,当有人指责重庆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在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走“回头路”的时候,薄熙来说:“其实正相反,这是新时期的一项大探索、大改革,也是大发展”,“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还未实现过‘共同富裕’,而未曾实现过的理想又谈何‘回头路’?” 所谓不走“回头路”,既是不走低水平“大锅饭”的回头路,更是不走“两级分化”的回头路。所以,薄熙来同志说:“ 我们缩小差距、促进共富,既注重公平,也注重效率。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 。”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绝不回避、辩证分析、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缩小差距有困难,但也有条件,关键在于决心。正如薄熙来同志所说:“ 事实证明,缩小三个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只要下决心,真想干,下实劲儿干,又能干到点子上,就可以立竿见影、一年一个样。 ” 七、马克思主义的“蛋糕论” 主流经济学总是把做蛋糕与分蛋糕对立起来,一说分蛋糕,就是要否定做蛋糕,一说做蛋糕,就不能分蛋糕。好像二者不共戴天、水火不容。这种“一根筋”的思维方式,骨子里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作祟。目前,主流经济学的“蛋糕论”流毒很广,亟需用马克思主义予以澄清。 薄熙来说,“ 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为什么呢?薄熙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科学地阐明了生产与分配、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辨证关系:“马克思认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如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大额收入落入少数富豪的口袋,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必然不高,企业效益也会随之下降。” 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理真是一点也不虚,事实证明,“重庆这几年抓民生、促共富,不仅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也增势强劲。这说明,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越多,生产积极性就越高,责任意识、创新意识也越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就越好。” 八、市场经济也有“姓社姓资” 关于市场经济的性质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几乎成了理论禁区。令人欣喜的是,薄熙来同志的主题报告再次明确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主题报告有两处值得注意: (1)“ 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 。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 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 (2)“西方从英国1640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走向近现代已有370多年历史,他们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正像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宣言的: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第一段话立足于今天市场经济的现实,提醒我们绝不能迷信市场经济;第二段话则在更高的境界上指出,人类社会必然要超越市场经济。由此我们看见,薄熙来同志既不脱离现实环境,脚踏实地做事,又立意高远,不为浮云遮望眼。 如何实现这种伟大的超越呢?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在实践中,重庆模式正在积极探索,用薄熙来的话说: “重庆创新国有企业运行模式,使国有经济规模从2002年的1700亿增加到目前的1.5万亿,总量居全国第4。重庆国企已成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力量,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巨大的财力空间。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只有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继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缩小差距中的重要作用。” 九、结 语 薄熙来同志的主题报告,语言通俗明快,道理深入浅出,反复咀嚼而回味无穷。若问:为什么这个报告能有这么宽广的视野、这么强大的魅力和力量呢?想起了王安石的诗:“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个“最高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境界。                                                                                   伟大的薄熙来,为你等待!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i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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