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月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到上海学习，并留在这个大城市里工作。我的家乡位于中部某省，一个千人村庄，人均4亩地，村子里也有穷人，但普遍的生活并不很难。
我曾经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表达过对家乡的热爱。捉过鱼的小河，翠绿的麦田，甚或是田野里的一座座坟，都曾是我无数次情感停留的所在。
只是这些都留在了记忆里。如今，我要讲述我眼见的家乡。
这些文字来自我这些年的返乡见闻。它们只是在讲述，讲述我所见到的农村图景，而这样的图景更多的时候是被忽视和遮蔽掉的。
一、早婚早育和农村养老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可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年龄一般都在20岁以下，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像我这样二十大几还没结婚，在村里几乎就是异类。按我父母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里，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
早婚在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个看一个，一个比着一个。你20岁结婚，我就19岁结婚，你19岁结婚，我就18岁结婚，且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
我的邻居中，一个1991年出生的男孩，和网恋的18岁女孩在2009年正月里“奉子成婚”了，没有领结婚证。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我知道，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呢？
和村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时，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人都找不到。”这个书记如是说。
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农村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看起来老得像40岁一样。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在我们这里，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都接近40岁的年龄了，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与城市“接轨”了。
父母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里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行的观点。
把眼光放到农村养老问题上，就不难理解早婚早育的现象了。
在村里，老人的生活还是要靠儿女的赡养。不过，老人们把自己名下的或多或少的田地，交给儿女打理所得收入，并不足以负担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养老在农村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使得老人的生活质量下降。
更多的情况是，老人还是自主生活，除非是衣食完全不能自给，不然还都是一人或老夫妻两人住在一处小房子内，儿女每年给些粮食和零用钱。有些老人得了癌症一类的病，其本人和家人基本上是主动放弃治疗，然后等待死亡。甚至有些被疾病折磨的老人，恳求自己的儿女用农药将自己药死。
我父母常与我笑言，他们把我送出来读书，而他们将来则面临老了的时候无人赡养的局面。对此，我只能沉默，或许努力在这个城市挣些钱，买个房子，存些钱，再祈求父母的身体可以一直健康。十几年后，将年迈的父母接出来在身边，才是唯一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这固然是一条艰辛的路，但责无旁贷吧。
二、医疗和火葬
这两年，农村也有了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几十块钱，在村卫生所看病可以报销30%%。这的确是个好事情。
这次回家，却听闻好多人提到合作医疗的时候，都有怨言。诸如虚开药价，同样的药，在县城的药房买只需要两元钱，在村卫生所开出来却要3元钱；是个小病，也先让你打几天吊针。由于农民长年打工在外，你不可能让一个农民工在外得了病而跑回去治疗。所以，村卫生所的主要病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你不可能指望这些人来纠正卫生所的错误。
还听说，村上的卫生所，每次开药时从来不出具电脑打印的明细账单的，而都是在每天的营业结束后，重新做一份新的明细账单，以备上报或检查之用。因为有些药是被纳入合作医疗的，有些药没有被纳入。至于农民最后用到的到底是什么药，是否享受了国家的福利，无从知晓。
合作医疗的卫生所是自负盈亏的。医生的月收入，据说是每人都有六七千元，而附近另一个村的卫生所因为交通便利，那里的医生的月收入，每月都有近万元。而我们县城高中一个老师的月工资不足 2500元。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时刻死去。
癌症这几年在农村的发病率特别高，很多人都突然得了癌症，然后死去。隔壁的邻居常说：“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癌症，那个癌症，怎么现在这么多。”2008年，我们村子里死了3个人，除了一个女人是因为从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另外两个死去的男人，一个59岁，一个60岁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很厉害的人，当然，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常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前些年，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各种厂纷纷倒闭之际，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将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葬。所以，后来这里面就产生了猫儿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关系），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而开棺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这里，成为一种形式，甚至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三、教育和观念改变
邻居的一个小女孩，1994年出生，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了。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晚上什么时候结束不一定，有时候干到晚上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都是夏天收完麦子后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6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报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的头发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得像个老人一样，满是伤口和茧子。她没有经历花季。
在农村，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每每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等我照实告诉他们挣得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某某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低，很难想象，估计是全省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80多万，20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000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
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里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他们就进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
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能挣多少钱，在农村已经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父辈乡邻之间的谈话，大多是关于谁在外挣了多少钱，谁家挣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古人云，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现在则是，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抑或是奸诈小人，有钱才是真好汉。
无论你人品怎样，即使你之前是个流氓泼皮无赖，倘若你能挣到钱，也是会被尊重和肯定的。你出手阔气，抽的烟好，穿的衣服好，家里房子盖得好，就可以将其他的一切都给遮掩过去，这真可谓是“一钱遮百丑”了。
父亲常说到村上某某时，有这样的感叹：“唉，无论怎样，人家现在能捞到钱哦。”我跟父亲说，人活着不能单单为了钱考虑。父亲说，人活着不为了钱，还能为了啥呢？
一切向钱看，无论其他。诸如目前在家乡特别流行的观点：谁家让孩子上大学，谁家倒霉，花了钱，出来还没啥大作用，又不是铁饭碗，现在到处都是大学生。还不如及早出来打工，赶上好机会，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好几千。
由此而形成一种“宁愿打工也不读书”的社会风气。但试想，倘若将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主要是城市的孩子，而农村的孩子只能高中毕业就以出卖体力的身份出去打工，或是受过一两年技术培训就被输入进现代化的生产线上，那么，长期如是，农民只能是一代又一代打工，这与以前的那种一代放羊，生了孩子养大了还是放羊又有何异？
当然，我并非是歧视体力劳动者和打工者。但我想，一切不应该这样。
四、农村低保和“人命不值钱”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比如低保。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一些80多岁的爷爷奶奶却没有低保。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在我们村，低保成了权力这根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村书记想给谁就给谁。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完全成为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回家还听说两件“人命不值钱”的事情。
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上给人算命，虽然8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赶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8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其二，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4.5万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五、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政治的冷漠
说到崇拜，不得不提农民对权力的崇拜，通俗地说，就是对当官的崇拜。
“当官的哪有不腐败的？还是当官好啊！”村人如是说，当官不仅意味着有钱，还意味着有势力，甚至可以鸡犬升天。时常可以听闻有讲述某村的某人在外当官，然后将全家都接走了，又帮谁谁安排了工作，又几个电话就摆平了某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那里，至于年轻的一代，由于长年迁徙式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似乎自主远离了政治。或许更是因为，他们自知自己无缘于政治参与而主动放弃。
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村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干了有近20年了。也有人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农村发展党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村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
韦伯曾批评德国边境的一些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是市侩。我家乡的村民，似乎也如是。当然，对此我无意批评，或许他们是聪明地远离了政治，或许他们为了生活之艰辛，只需要对金钱的追逐。
最后说一起发生在我们县的杀人事件。某人的一个儿子在省内的某个市做一官职（据说好像是政法委副书记或其他），其依仗儿子的权势，俨然成为村中一霸。后，村内一人愤然将其杀死，沉尸水塘，案破，其曰，我是为民除害。这则故事，在乡里传为奇谈。
六、土地和进城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租金300元/亩/年。
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修路占用农田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
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农民的束缚，成为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不再需要土地的农村人也正在抛弃农村，甚至是厌恶农村。或许这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二十余年来逐渐被拉大的结果，或许是持续二十多年的打工潮，使得农民对于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无论是年轻的一代，还是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人，村庄更像是一个驿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过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去几天。等忙完了之后，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至将孩子也带走了。
在美国的华裔里，有一个词叫“香蕉人”，而农村的这些年轻一代，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城市人，甚至是更像一个城市人。如是的行为，是在掩饰自己的农民的身份，还是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渴望？
对城市的渴望，也带来了我们县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进，尤其是房地产的兴起，而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了农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
他们在向城市靠近，离农村越来越远。
七、黄赌毒
每年回去，从县城下车开始，到回到距离县城40里路程的村庄，一路上，我都会努力去寻找变化的痕迹。
县城里新修建了一个某某会所，楼下停放了一排的车。城里的那几个洗浴中心还是那么红火，据说是楼下洗澡，楼上卖春。在我们镇上的一个洗浴中心，去年冬天竟然有了“男女共浴”的服务，按小时收费，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吸引了周边村上的许多青年男女和小情侣。村上的人说，生意是特别的红火，价格也不是很高，15元/小时。看来，人们的观念真的是变了。
镇上的网吧也很热闹，放眼望去，全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在玩游戏，嘴里叼着烟卷，神情专注。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得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诈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毒品，我原本以为离我们那里的农村很远，但却未必。
这次回家才听说，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辍学后，外出打工，在浙江某地，短短四个月，带回了17万。至于这钱的来路，其父母不仅不去过问，反而责骂其大儿子无能，最后让大儿子也跟着小儿子去了，钱是被其父母拿来盖了两层小楼，以备将来给他们兄弟俩娶媳妇用。结果后来事发，两个孩子目前都无踪影。楼房还没盖好，只是毛坯。父母也外出，年没在家过，有人说是去寻儿子了，有人说是出去躲着了。回去听父亲说，原来那小儿子在外是跟人贩毒的。至于其两个儿子的下落，有人说被逮捕了，有人说是被同行给“做掉了”，具体无从知晓。
我确信，我所见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的农村。
我全然明白，当下农村之问题，既是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也将必然会在现代化发展之中解决。我并非是号召农民都固守在家园，反对工业化，过着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我知道，工业化的席卷或许是现代化的必然之途，也是目前唯一的“解救之道”。
我亦知道，中国的乡村之沉重，农民之艰辛，非是一朝一夕就可治愈。
但我想，总会有办法的。无论是早婚，赌博、教育的贫瘠、环境的恶化、乃至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问题、治安等都只不过是问题的具体呈现。就像一个病人，会有发烧，头疼等多方面的症候。至于怎样治病救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疾在肌肤还是病在膏肓抑或是持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总而言之，希望农村越来越好吧。
未来，孩子还能这样在乡村玩耍吗？ （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