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张鸣来台参访一个月后，跟我说他去台北市议会看到议员的表现非常失望；但同时他拜访各个NGO，却感受到台湾公民社会的活力。
他的准确观察正是台湾民主 20多年来的病征：人民有了各种民主权利、公民社会团体十分活跃，但是民主治理的质量却非常差。任何人去看“立法院”审理法案都会对这个民主机构的作用起疑，更不要说去看地方议会。议会的会议过程还只是这个政治场域的最表面一层；议场背后的各种利益挂钩，政治人物低度的问责性 (accountability)，都是台湾民主体制的重大缺陷。
为什么台湾民主的发展没有促成更让人满意的民主治理质量？为什么看似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治理质量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这或许是因为台湾的公民与政客的关系仍然延续着威权时代的遗产。
首先，政治学者指出公民与政客、政党连结有三种：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奇理斯玛型、以特定物质诱因作为基础的侍从主义型，以及以政策为基础的纲领型。台湾过去的地方政治是地方派系主导的侍从主义，亦即地方派系用经济利益来交换选民的政治支持，因此选民不会自我组织起来监督政客或进行公共参与。时至今日，虽然许多地方派系已经式微或者重组，但在许多地方政治中，选民与政客的关系仍然主要是侍从主义的交换关系，很难成为主动的公民。
另一种选民与政党的连结是基于政治认同。这种强烈认同立场的连结使得公民可能忽视对政治人物在政策上的监督，反之政治人物总是可以透过诉诸强烈认同立场来作为他的政治武器，这就是所谓深蓝或深绿的群众。
但在这两种选民之外，未必就是特别积极的公民。威权时代下，统治者畏惧民众政治化、打压社会的公共领域。民主化至今，虽然台湾社会出现许多活跃的公民团体，但是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对公共政策的严肃讨论，大部分选民也漠然于问责政治人物的重要性，所以许多NGO往往只能不断大声呐喊，唤起公众对某些议题的关注。只有到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才在民意调查或偶尔上街头表现出愤怒。大部分时间他们是选择几年一次的通过选票表示意见。
换言之，如果侍从主义下网络的选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选民是容易被政治动员的，那么这两者外的许多公民，只会是扮演“选民”的角色，而没有更多公共性。
尤其，原本在公民社会对政治的制衡与问责中，媒体应当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去促进公共辩论、监督政治领域。但台湾的媒体，尤其电视媒体，却不断自我阉割。他们最喜欢批评候选人只打口水战炒新闻，却不端出牛肉，实情是他们自己对牛肉、对公共政策毫无报道兴趣。尤其是那些政论性、谈话性节目，口水不比政治人物少，头脑也不比政治人物复杂，却终日自以为代表民意在电视上乱砍。媒体的八卦化、琐碎化、肤浅化，使得他们和政客一样被视为最不被民众信任和尊敬的。
这是台湾民主的异化：从威权体制下的被统治者好不容易成为了主体制下的公民，但作为公民的主要内涵却只是作为定期出现的“选民”，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内涵的公共生活。
人们把权力交给了政客，让他们把政治领域建造为一座巨大的、隐形的利益竞技场，在其中上演着各种利益交换的把戏。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自愿站在场外，等待时间到了再决定下一场看什么。问题是我们甚至不是好的观众，因为这个剧院太多朦胧外衣、太多隐蔽角落，让我们连戏都看不清。
作为每一个台湾公民，都必须重新占领这个公共剧场、重构台湾的政治领域与民主。http://view.news.qq.com/a/20100929/00001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