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制约的权势无论如何的飞扬跋扈，也敌不过永不会成灰的青史，在历史的天平上，罪行就是罪行，在真相大白之后，世世代代，人们都将唾骂、鄙视作恶者。

作者：傅国涌

【一篇旧文】

离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半个世纪了，“右派”到底有多少还是个谜。以往，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以为是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丁抒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告诉我们，右派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仅仅是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改正”的右派数字，另有不到一万名右派不在“改正”之列。《阳谋》的数字仍然是不完全的，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等各类“帽子”的共约一百二十万人，此外，至少有六十万工人、店员、农民等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也就是说，距今五十年前的那场民族灾难中，有一百八十万以上的人成了“右派”或没有“右派”名号的贱民。

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右？长期以来我们几乎都相信了李维汉的一个说法，罗隆基发言中的一句话“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刺激了毛，才使毛掉转枪口，改变整风的初衷，发动右派运动，针对的是罗那样的大知识分子。从《阳谋》可以看到，反右实际上并不限于上层知识分子，而且波及中小学教师，甚至工农，1957年10月中旬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回忆上讲话时，曾不无得意地说：“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毛本人毕业于师范学校，小学教师出身，他对“小”知识分子应无仇视心理，但他下手之时一样毫不留情，李维汉的说话也就站不住了。

毛泽东自称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有意让“毒草”长出来、“毒花”开出来，然后一一铲除。事情本身完全不像有些人好心推测的那样，毛本来有意接受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只是这些鸣放的意见超过了他的接受限度，他才决定反击。对此，丁抒根据薄一波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列出了一张时间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反复修改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放手鼓励批评”，强调了“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那一套。

5月4日，毛写下《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

5月15日，毛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解释之所以让报刊发表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5月16日，毛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对党外的批评“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毛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声称“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还暴露的不够”，“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一句话，他还要钓大鱼。

从这些时间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位“打伞”的“老和尚”明里不断地要求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给老和尚也提提意见，要求《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全面报道所有的鸣放言论，洞察先机的总编辑邓拓对此不积极，还挨了毛当面的臭骂。暗里，他已经紧锣密鼓地布置反右运动了。

如果没有毛一而再地“引蛇出洞”，那些最有名的“右派”言论恐怕就不会出现，直到5月19日，北大才有了第一张大字报，即《是时候了》那首诗，北大“五一九”运动揭幕之日，离毛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已足有四天，口袋已张开，只等不明就里的人们往里钻。5月21日，章伯钧说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迟至6月1日，在统战部的反复动员下，在共产党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承诺，要求对“老和尚”也提提意见的循循善诱下，储安平才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

等到章、罗、储他们的言论一出来，大鱼上了钩，大虾进了网，毛泽东的“阳谋”也就成功了。这些花样其实也是可有可无的，即使不玩什么花样，在毛绝对控制权力的情况下，他想怎么对付几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小菜一碟？自由的“多少”与“有无”在1949年就已注定，那些真诚支持毛一统山河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早已亲手为自己挖好了坟墓，如今处在刀俎之间，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毛是个心理畸形、对自己的谋略极为自负的统治者，他不愿放过任何玩弄花样的机会，把辣椒涂在猫屁眼上向来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要像猫玩老鼠一样玩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口叼来吃掉，而是慢慢地玩，玩得过瘾为止。他身上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他是熟读二十四史的人，他深知一切知识都是专制的天然敌人，他深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部分国民是统治者最大的麻烦，只有把一切“自由主义”滋生的可能性连根铲除，才能放心地享受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绝对权力。这一切不是他夺取了江山之后才产生的念头。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毛泽东17岁时改头换面的那首《咏蛙》诗，表达的是他对君临天下的朦胧向往。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最初发表时曾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流露无遗，在他看来包括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以及大律师等在内的知识分子属于“大资产阶级”，都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这是毛1925年的认知，考其一生也大致不出这个范围。[有意思的是此文以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做了大手术，这些话都删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王来棣先生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1945年，毛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说过：“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1957年7月他回答罗稷南关于“鲁迅活着怎么样”的那番话完全是真心话，他是不需要遮掩的。

只有看到毛内心的帝王情结，看到他由来已久、潜藏并不很深的反知识分子心态，我们才可以理解反右，才可以理解何以180万人顷刻之间被他打为贱民，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二十二年之久，不少人未能活过二十二年，最终有幸获“改正”的不过区区55万，还有三倍以上的贱民永远都没有机会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追根究底，反右并不是从1957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可以远追到江西红色根据地的打AB团、肃反，可以追到延安整风运动，1949年以后各种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从思想改造、批胡适到反胡风等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右只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清洗，把所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民族精华连根拔了起来，当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所代表的呼吸过西方文明空气、亲身为民主奋斗过的一代知识分子消失之后，民主思想的命脉在这块长期被王权笼罩的大地上，实际上已经中断。包括顾准、许良英、李慎之在内出生在“五四”前后、年轻时参加了共产党的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与世隔绝、思想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自我摸索、自我反思，最后才好不容易回到民主的思想轨道上来，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右派，都经历了漫长的炼狱煎熬，顾准在70年代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的光华要到二十多年后才散发出来，世人惊讶地发现，在毛泽东毁灭了任何与近代文明有关的思想因子后，贫瘠的大地上竟然重新生长出了“秦始皇+马克思”想象不到的思想，这难道不是人间的奇迹吗？

《阳谋》是一本沉重的书，阅读《阳谋》是个痛苦的过程，它是账簿，是实录，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受害者的血，每一页都被人类的苦难泪湿，我相信，每一片小小的竹简都足以将不可一世、傲视历代帝王的毛泽东钉在历史的墙壁上，也许这是打伞的老和尚想不到的，这本史书竟然是一个学理工科的留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写下。没有制约的权势无论如何的飞扬跋扈，也敌不过永不会成灰的青史，在历史的天平上，罪行就是罪行，在真相大白之后，世世代代，人们都将唾骂、鄙视作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