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太平洋战争正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而希特勒又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
此形势下,民主国家用什么力量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呢?

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民主国家伟大的物质力量,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
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和尽量利用这些力量呢?

“政治重于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指导战争的是政治,发动战争力量的是政治。

目前的世界战争是侵略的法西斯主义与反侵略的民主主义两大阵线间的斗争。前者的力量是建
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后者的力量是建立在进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发动战争
力量的推进机,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民主国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根据在哪
里呢?

首先,从战争的性质上说,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离的。因为民族解放战
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如果不动员全民族就不能抗战,更不用说胜利;而要动员全民族就非给民众以
民主权利不可,所谓“民主动员”就是这个意思。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全民族的命运,决定于全民
族各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须以启发和坚定每个人的战斗意志与发
动和组织每个人的战斗力量为前提的。而要做到这些,却是以民主权利为起点,以民主政治为推动
机,而最后则以民主政治为归宿。

其次,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从世界政治发展史而言,正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进步的民主主
义的斗争,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阵线与民主争先早已壁垒分明,尖锐对立。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就看
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明
白指示:“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民权不是天生
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
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
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
权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的战
争。”(见《民权主义》第一第二讲)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被略一段)。

第三.民族战争之进行及其胜利,必须以民族团结为最基本的条件,而民族团结又必须在民主
政治之下才能顺利进行与完成。以我国抗战,而言团结与民主的关系,正如林伯渠先生所云:“谁都
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国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
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
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
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
上都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
正伟大的力量。”

就国际的反权利的团结而言,也以民主政治为它的基础和前提。今日反权利的国家都是民主国
家——不管其民主的内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显明的。

然而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还是宗主国与属领地间的团结问题。无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
标下,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可以而且应当团结。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存在着一定的民
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就必须以减轻和适当调整这些矛盾为前提。而要作到这点,
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宗主国必须改善其旧的殖民地政策,采取开明的新政策,就是说给殖民地以民主
自由,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动员他们。罗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条是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而民族自决
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要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

第四.民族战争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
只有经过民主的动员才有可能。所以民主与动员,民主与加强战争力量是分不开的。去年我国国民
参政会通过之重要决议案“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就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政治与动员和加强抗战力
量的有机联系。大家知道,我国抗战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然而什么是“自力更生”呢?它的
真实意义和内容是什么呢?“中国抗战,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
的国际形势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
日毛泽东先生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
机”……

有人以为国家在对外抗战之际就要缩小民主(被略),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这不仅从理论
上言,正如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
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故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
必要条件。”而且在事实上,我们还可找到许多实例来加以证明的。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说,远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
路易十六的专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正是因为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最急进的民
主派,给予了民众以民主自由,因而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斗争,所以获得了胜利与成功。近者
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打退了列强的武装干涉,
这也是因为俄国的革命领导者与革命政府真正赋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因而动员和组织了广大民众积
极参加革命运动与战争,所以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成功。

其次,以最近的事实来说,当太平洋战局形势严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军事失利,于是在英国
国会中和舆论方面引起了英国政府关于远东战时措置的种种疑虑和责难,特别对于英政府某部分阁
员及远东负责者表示了极大不满。英下院一场舌战,因而展开。在一部分人看来,英下院这种民主
的对于战争问题的公开辩论是不适当的,或将因而引起英国内政上的轩然大波,涣散了内部“举国
一致”的团结,减轻了战时内阁的威信。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丘吉尔首相以英国传统的民主精神,
坦白地发表了辩论演说,并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尔公开地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如云“此
等恶劣消息之中,实包含无数预测及行动错误与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项灾祸非错误与懈怠
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如云“苟余对处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处,
则负咎最大者为余个人。苟吾人未遣派大军至缅甸或远东其他地点,亦应由余负责”;积极地要求国
会公开辩论并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坚持其辩论之自由,并举行明确忠实之投票,则下院
即系怠忽职务”等等。正由于丘吉尔首相这种尊重民主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负责态度,
于是获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说是的到了全体的拥护。(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这
一生动的现实,充分说明了民主政治的伟大意义与作用。

――《新华日报》1943 年 3 月 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