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
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
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
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
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
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
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
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
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
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
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
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
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
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
“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
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
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
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
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
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
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
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

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
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
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
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
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人,而不是
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他任
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
秘密做“反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
那就犯了天大的错误!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
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
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
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
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
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
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
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
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
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
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
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
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
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
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
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
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
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
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社论 1944 年 2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