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①前天在宪政座谈会演讲三种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他说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目的。并勖勉大家要争取这三种自由而奋斗。我们读了孙哲生先生演词,觉
得语语切合今天中国的实际需要,因此愿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国广大军民都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对日抗战,大家都认识争取抗战的胜利是最主要
的任务,也诚如孙哲生先生所说的:“这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这一认识,因之
能在七年艰苦抗战中流血流汗,历尽艰辛困苦,总是极尽忍受能事。许多国际盟友,只要一度来华
考察过的,莫不为我们军民这种牺牲精神所感动,这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
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

但是民族自由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是分不开的。过去对这一点,见解庞杂得很。孙哲生先生
的演讲,特别举出总动员的例子,举出盟邦募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
给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进国家民族的自由”。这种见解尽管如孙哲生先生自
己所说,被有些人所讨厌,认为是“尾巴主义”,但是真理总是真理,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举起双手
来赞成……。

孙哲生先生还特别告诉我们说:惟有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才是只讲一种自由的,他们的人
民没有政治自由,所以他们不会积极作战。“有自由的国家不可侮,没有自由的国家,虽暂时强大,
最后还是要失败。”这两句话,更是不移之论,目前盟军胜利的捷报,正在印证着这个真理。

没有问题,三种自由在今天,从其重要性说当然是民族自由为主;可是没有政治经济自由的配
合,民族国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这种血肉相联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抗战七年的今
天,还待孙哲生先生来阐扬其重要,真要不胜感慨系之了。

以上是从三种自由互相的关联和作用,来说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时孙哲生先生从时间上分析,
也指出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不能一概推移到战后去处理。他指出:英美过去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自由,
所以虽在战时,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拟战后方案。这是别人的例子,说明虽在战时也不推诿应该
做的事情。其次从战后环境说,大战一旦结束,各国纷纷复员,积极振兴;我们国土遭长期大战破
坏之余,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时再谈这些问题。这样的说法,也正反映了事
实的需要。孙哲生先生这些意见,在这国际民主潮流和国内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提出,是
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他给每一个民主主义者指出了获取自由目标的方法和道路。这正如前
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 年 5 月 16 日 社论
原题《孙哲生先生论三种自由》

① 1891 孙哲生,即孙科(1891—1925),广东香山人,孙中山之子。时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49
年退居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