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3)

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產党当权而被没收财產或无以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產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著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想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过去只是没有机会腐化而已。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產,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麼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踫不上这机会。你怎麼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麼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產党当时大力提倡简单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著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①。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產各种食品。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民党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象我父亲一样,為共產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產主义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都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為“满洲王”,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為惊羡而至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麼。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著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他正在表演的时候,毛出来看到,也笑了笑,倒也没有别的表示。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為利益相争,二来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麼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著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我自尊心极强,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衡量当下处境,毛身体很好,不须要一位专职的保健医生。再待在这,我永远无法成為杰出的医生。我仍强烈渴望成為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
 
因此我下决心离开一组。
 
我将我的这种看法向汪东兴讲了。汪似乎非常意外,摇摇头说︰“大夫,你怎麼打退堂鼓啊。你来了一年多了,為主席工作有成绩,你解决了他老人家白血球高的问题。调整了安眠药。主席休息得好多了。你应该从大处著想,服从党的需要。你再想一想,医生多得很,做医生做到主席的医生可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了。你要是这麼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突然离开了,人家不了解你离开的原因,你也不敢说出这些原因,哪个机关敢要你去工作呢?”
 
汪的这一席话,确实打动了我。我也看过,凡是从这里调出去的人,即使是“家世清白,工农出身,苦大仇深,一心為党”的人,也到处不受欢迎,其中包括一位毛的前任保健医生②。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才离开一组的。不然谁会离开中南海这个特权集团呢?我离开后,我本身的家庭歷史更会啟人竇。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只能象毛说的︰“硬起头皮顶住。”
 
但我踌躇再三。虽然明白前途未卜,仍觉得应该离开,而且越快月好。于是,我向江青说︰“我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我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个人政治条件都不适合做主席的医生。最好让阶级出身好的,本人没有政治歷史问题的人来代替我。”
 
江问我︰“这些情况你同主席讲过没有?”我说︰“我自己和家庭的详细情况,我第一天见主席时,就向他说过了。调换工作的要求还没有讲。”江沉吟一刻说︰“这件事你不要同主席讲了,我们考虑一下。”
 
第二天江青叫我去,一见面她要我坐下。她立刻说︰“你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你自己和你家庭过去的一些政治问题,都是社会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这些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何况汪东兴副部长、罗瑞卿部长和杨尚昆主任都了解,做了审查,有了正式结论。周总理也知道。你还是安心工作吧,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这些问题了。”
 
汪知道这次谈话的结果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到底摸清楚主席的底了。他对你可是不错啊。我说我看人是差不了。你好好干,没错。”
 
因此我又工作下来,虽然心情并不舒畅。
 
我感觉到,自此以后,江青对我变得客气起来了。每次去看她,她一定叫护士或卫士给我泡一杯茶,也开始谈论医以外的话题了。她的闲谈的方式和方法,很可能是向毛学来的。谈到一个题目,她总是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探索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她所想知道的对方的情况。同时又给对方造成一种不拘形式的和无所孤寂的心情。无可讳言,在这方面她学毛学得相当成功,只是没有毛那麼老练。
 
江青的许多高见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重復毛的话。我常常反驳她,但总是适可而止。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将我以前对诗词或小说的看法批為鸳鸯蝴蝶派,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们还在广州。一天上午,江青的护士来叫我,笑嘻嘻地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去。有好事啊。”
 
我走进三号楼大厅,江青正在大厅内看照片。我同她打招呼。江放下照片,笑起来。她说︰“大夫,听说你一天到晚出汗啊。”
 
我很窘。去年从北京随毛出来,正是秋末冬初,我只带了冬天穿的衣服。没有想到在广州住这麼久。天气 暖,我还著纯毛 囈驴恪I弦峦训簦淮┏囊隆J夷谟置挥欣淦R虼嗣刻齑釉绲酵沓龊共恢埂N以G訥地说︰“没有想到主席在这里住这麼久,我没有带夏季衣服。”
 
江随手指指身边几段衣料说︰“你穿得太厚,这几段料子你挑一段,拿出去做。”我囁嚅地说︰“我穿著衬衣可以将就过去。”护士在旁暗暗地扯我的背后衬衫,我明白这意思。我又说︰“谢谢你的好意。”江说︰“你用不著客气,去做了吧。”她又叫来小岛招待所负责生活服务的老张,让他陪我去做。
 
我觉得这事出乎意料。平时听叶子龙和李银桥讲,江青十分小气。现在突然对我这麼大方,而且又没有考虑到别的工作人员会怎麼想,这必然会使我成為眾矢之的。
 
我去找汪东兴,他说︰“这几段料子是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展览会上拿来的。给你一段,你不接受,她会认為你看不起她。你接受了,别人是会嫉妒,你就孤立了,我去替你推辞吧。”
 
他到江青那里去了一会,回来找到我,对我说︰“你收下吧,江青同志很高兴,她说看同志热汗直流,為什麼没有同志间的互相关心的感情呢?这可不是收买李大夫啊。”汪随后说︰“以后有人说闲话,我来替你说明。”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们议论起来说︰“江青一向是一毛不拔,送给大夫一套料子,可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叶子龙和李银桥便口口相传,说江青对我“好”,这不寻常。我一知道毛也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去看毛,告诉他这段料子的事。毛说︰“江青送给你衣料,事前我知道。”
 
毛知道江青不敢乱搞。江青知道这会成為毛不要她的最佳借口。她偶尔会讨好毛身边的人,顶多也只是和男人说说笑而已。
 
毛最后说︰“你是‘君子求其放心’吧”这事便落了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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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毛的裁缝是受过法国训练的服装设计师王子卿。他的雷蒙服装店位于北京最繁华的购物街,王府井大街。
②毛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十月的保健医生是王鹤滨。王在延安受过医学训练。王离开这个工作后,前往苏联深造,然后回国在北京医院做了一段时间。毛去世时,王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

2009年7月23日, 12:53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