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3)

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汪东兴在北京巩固个人势力时,我正在广州陷入一场个人斗争中。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江青找我次数过多,连毛都起了疑心。自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一组工作以后,一直有人议论纷纷,说江青对我好,太不寻常。叶子龙和李银桥也在中间加油添醋。毛听到江青要我去广州时说︰“让他们去好嘛。”便叫我去。

我实在不想去。我很了解江青。她根本没有什麼病,而脾气古怪,难伺候。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有满肚子委屈,我的调停很少能起作用。我每跟江青在一起时,总觉如坐针毡。我知道毛起了疑心,更不想给别人说参道四。

但我没有选择余地。毛叫我去,派了一架空军专机送我到广州。

我到了广州小岛招待所。这次同江青一同在广州的是警卫处的科长孙勇,卫士,和两位护士。我一到,他们就跟我一直诉苦。他们几个人都说,江青这个人没有办法伺候,没有她如意的时候。怕光、怕风、怕声音,都是假的。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开舞会。江青一跳可以跳参、四小时,广东省领导全部下去伴舞,上从广东省最高领导干部下到卫士、随从,个个都得陪她跳上一曲才行。江青跳舞可以跳参、四个小时,看电影可以连看两、参个片子,这时候什麼都不怕了。

江后来见了我,说了一遍身体上的各种癥状,然后就讲护士们如何如何不好,没有人管她们,指导她们。

我向江青说明,我是毛派来给她检查身体,完了以后就回去。江当时面色沉下来没有说话。

第二天江还没有起床,护士跑来找我,说︰“大夫,你昨天同江青讲了些什麼?她一晚生气,拿我们出气,还说,这个大夫真莫名其妙,他到广州来,简直想潦草应付一下,搪塞了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於是不再向江谈给她检查身体,也不提回北京,天天就同江看看电影、散散步、照相、周末跳舞。江每天近十点、十一点才起床。下午二、参点睡个午觉,然后接下来吃晚饭。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但我跟江青在小岛上都吃得很好,丝毫不觉外面的人正在挨饿。

十二月廿六日是毛的生日。陶铸及他的夫人曾植请江和大家吃饭。这样一连下去,过了新年。小岛风景优美,日子舒适,但我却百般无聊,忐忑不安。我看得出来养尊处优的江青非常不快乐。

江的病的根源,首先毛有不少相好的。江心里有气,又怕毛不要她了。又恨又怕,精神不会正常。

其次江极不满意她的级别定低了。在中共政权中,行政级别分成廿五级。一级到六级是高级首长,七级到十参级是高级干部,十四级到十七级是中级干部,十八级以下是一般干部。江青的级别是九级。她非常不满意。她有天对我说︰“叶子龙、江东兴两大老粗都是七级。杨尚昆太不公平。”

党没有给江青掌大权的地位,她心里不痛快,不服气,又没有办法。这两点加在一起,自然这里不如意,那里不舒服。谁有办法治她这种心病呢?也只能毛表示永远要她,劝劝她,才好一点。可是让她掌握大权,我看毛也不可能自己开口,就是毛想这样办也难,何况江青眼高手低,什麼本事没有,还不愿在别人领导下工作,脾气又大又爱教训人,同谁也合作不好。

因此江青的神经衰弱其实是种政治病。她野心勃勃,却无法伸展。如果她痊愈了,她就得去工作,九级的干部没有真正的权力地位。但如果她是以毛主席夫人自居,别人尽管心里不尊敬、不喜欢或不愿意,也得对她卑恭屈膝,唯唯诺诺。

最后我终於了解江青不生病是不行的。只有生病,她才能予取予求,支配身边的人。她也需要毛以為她真的有病,否则她就得去工作。

到小岛快参个礼拜以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上午江青起床后叫我去。我走进参号楼她的休息室。她正坐在躺椅上,喝著茶。我进去后,她叫我坐下。然后说︰“大夫,我们谈谈。你已经来了参个星期,无所事事,你有什麼打算?”

我说︰“我在等著,什麼时候你觉著合适,我给你检查身体。”

江青说︰“我今天要你来,是商量一下长远些的事情。主席身体很好,并不需要经常有医生在身边照顾。主席自己也说,并不必要有个医生。可是我的身体不好,徐涛走了以后,没有医生做系统观察和治疗,我需要医生,可是没有医生在这里。我同你商量,你以后跟著我,兼管主席。你觉得那个护士顺手,可以由你调来。”

我本来这几天就看出她有这个打算,所以听了她的话,并不意外。我说︰“我调到一组来工作时,领导上交代,是给主席保健,负责主席的健康。领导上说的清楚,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同领导上谈的不一样。这样改变,领导上没有同我谈,主席也没有同我谈。我不知道何所适从。我觉得不妥当。”

江青说︰“这件事我己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同意了。你没有别的意见,领导上容易办,我同他们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这件事还得要思考。这样办我觉得不妥当。”

江大声说︰“有什麼不妥当?你是不是眼楮里只有主席,没有我?你看不起我这里吗?”

我怕的是蜚短流长。如果我真的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一组里的谣言便成有有根据的事实。我觉得事情紧张起来,我委婉的说︰“根本没有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当医生谁有病都得去看。我认為照你的办法,会有不好的反映意见,对你、对主席都不好。”

江听我讲完,忽地立起身来,圆睁两眼,急促的问我︰“你说有不好的反映意见,是什麼意见?”

我说︰“不必说了,是一些流言蜚语,讲了没有好处。”

这时江青急了,厉声说︰“大夫,我一向对你不错,為什麼有话不明说?你讲,你讲出来。”

我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一定要问,我告诉你。自从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来以后,一直有人议论说,你对我好,这不寻常。而且有人告诉我,这人还将这话告诉主席。主席说︰让他们去好嘛。江青同志,所以我认為这麼办不合适。”

江青听了以后,倒沉静下来。她问我︰“是谁这样讲呢?”

我说︰“算了,就不管他是谁了。”

江青说︰“大夫,你太糊涂,我对你是特别照顾些,这是因為主席同一个医生能合得来很不容易,我是照顾这大局,才对你特别将就些。现在有人就是制造流言,不顾大局,到底是谁呢?”

我说︰“是叶子龙这麼讲,后来李银桥也讲。”

当天夜里,江青给毛打了一个电话,流了不少眼泪。几天后,也就是一月十二日,我就乘空军专派飞机回北京了。我跟江青告别时,江青警告我说︰“这事不要再提了。”

回到北京,到处冷冷清清。看到家里人,似乎都瘦了一圈,面色又黄又灰。嫻的两只脚肿得更厉害了。自我走后,他们每天的定量粮食都吃不饱,没有油,更没有肉和蛋,青菜也不容易买得到。能够得到一点黄豆,煮著吃,就是美食了。一九六一年春节,嫻弄了点白菜,和一些大米,煮成稀饭,凑合过去。

我决定过几天再去见毛。毛準备在一月十四日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仍然相信毛发动大跃进真心是想促进中国进步。问题在毛没受过现代教育,他以為土炼钢、高產粮、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乌托邦的空想是中国迈向廿世纪现代化的道路。毛的思想仍停在十九世纪,领导国家全靠毫无科学根据的主观想像。现在他想缓一缓。思考对应的方法。

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参加的领导认為党首要的工作在恢復农业生產。在饿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业化只是空想。民以食為天是不变的道理。

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夜我去看毛,告诉毛我在广州时的情况,与江的对话。我对毛说︰“我忍耐很久了。叶子龙、李银桥说我同江青关系不正常,他们有什麼根据?我认為他们不是丑化我,而是丑化主席。他们的用意到底為了什麼?”

我一边说,我看毛在眯著眼楮。我说完后,毛说︰“前两天江青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事我清楚了。你不用掛在心上。常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叶子龙、李银桥要下去锻链了。过两天他们就走。”

我很纳闷,汪东兴為什麼不告诉我这件事呢?我出了毛的卧室,立刻去找汪,向他问个究竟。汪跟我解释了此事的由来始末,见前文。

我一月离开广州回北京后,江青一再提出身体不好,保健局几经商量后,派了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医生粟宗华到了广州,住在小岛河外的公安厅大楼中。他们到了一个多月,江青却迟迟不见他们,更不要说检查身体了。

等毛、汪东兴和我到广州时,已经是二月底。我们到了以后,这参位立即找我说,保健局派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很是光荣,可是太艰巨了。见不到病人,没有办法出力。而且医院里忙得很,大家都急著回去。我将这些话转告江青,她沉下脸说︰“这些医生架子太大。”

后来江青总算同意身体检查,但吩咐不能一天检查完,要分参天。最好是查一次,休息一天,隔一天再查第二次。再隔一天,查第参次。一共用一个星期。第一天计苏华查的外科,实际上没有什麼好查的,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了。等第二天内科由薛邦祺检查,除去做心动电流图稍微费点时间以外,也没有用多少时间就结束了。只有第参天粟宗华做神经精神科检查用了不少时间。但江青很狡猾,避重就轻,规避了许多让医生了解她心理状况的问题。

检查完毕,我去见了江,告诉她,参位医生想当面向她说明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法。江青示同意了,然后问我,参位医生查出什麼病。我说参位医生检查身体的结果,没有发现有什麼重要的不正常,身体情况在好转。

江冷笑一声说︰“他们的话你已经替他们讲了,不必见了。他们检查身体的结果,你先不要同主席讲。让他们写一个报告给我。”

我告诉了他们江要一个书面报告,不谈了。他们说,不谈也好,反正只有这麼几句话,当面踫钉子更不好办。於是将以前检查身体报告取出来,将辞句修改了一些,强调江青仍在原位癌放射治疗后的恢復期,有神经衰弱现象,建议她仍持续原先的文娱活动,然后整个缮写出来,交给汪东兴看。

汪看过以后,不同意这写法,说︰“你们还是老一套,什麼同意看电影、跳舞、听音乐、江青搞这些倒成了合法的了。你们不要出这些主意。”

我终於和医生们起了争执。原先保健局派这几位医生来照顾江青,好好治病时,我也在场。我气愤地告诉医生们不必再迎合江的反覆无常,只要坦白报告她的健康完全无恙。医生们不知道江青待人的无礼,改写了报告。

这份报告交给江后,当天退回来。江青说︰“这参个医生写的什麼东西。完全不负责任。他们是来干什麼来的?叫他们回去。”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请他们参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他们到广州来。他们知道江青不满意他们的报告,但未料到江青长久压抑后的愤恨宣泄出来时,会有多可怕。

这参位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极大的打击。计苏华被殴打,关在医院中的小木屋内,最后以早老性痴呆去世。薛邦祺也同样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后不久,便因心脏病发去世。

粟宗华受的迫害最严重。一直被关押被欧打。粟受迫害后,给我写参次信,证明他在广州给江表看病时,认真负责,没有任何反党反江青的活动。我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我写证明寄给上海精神病防治院,没有结果。最后粟不堪虐待自杀死亡。

送走了参位医生后,我成了江青所有不满的唯一发泄管道。护士们不断向我说,江青对这次检查身体非常不满意。她们说,江青认為这次检查身体,是医务界有意与她為难,其中特别是我,在对待她的态度上,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江并且举出一九五八年在武汉时,我考虑到她的身体衰弱,劝毛不要让江随同一起去参观大学这件事说︰“李大夫全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正关心我的身体,為我著想。现在跟我在作对。大概那个时候叶子龙、李银桥加上一个傅连章整他,他拿我当后台支持他。现在叶子龙、李银桥走了,傅连章不工作休息了,汪东兴调回来,李大夫是不是拿汪东兴当后台来整我呢?还是他有别的看法哪?”

我对江青看法是有,只是我的看法同她说的看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因為我本来就不愿意在一组工作,根本谈不上找汪东兴做后台来巩固我的工作地位。我从来就不喜欢江青,江青的养尊处优,无病装病,对人呼来骂去,刻薄暴虐,在在都使我深為憎恶。

当时共產党的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中,描写恶霸地主婆虐待丫头和女佣人的这一类宣传事例,说地主和资本家如何如何剥削压迫人,那麼江青同这些人有什麼区别呢?

我自然也明白,江青如此目空一切,完全是仗著她是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越来越憎恨我四周的偽善,偽道德。共產党一再咒骂资產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又一向自詡共產主义道德品质,那麼这些共產党领导在人民普遍挨饿受冻之际,还穷极奢华,大吃大喝的行径是属於什麼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新世界完全幻灭了。

江青以為我对毛仍崇敬如泰山北斗的看法也不正确。我对毛的私生活日益清楚以后,对毛的品德十分厌恶。毛的行為又是属於什麼样的道德品质呢?他批斗彭德怀,一个对共產党赤胆忠心,全心奉献中国的伟大革命领袖。

而中国人民呢?共產党一天到晚宣传人民两个字,似乎一切為了人民,要求干部们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等等。但实际生活中,权利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限制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受迫害、受压榨的人们,只能忍受一切苦难和耻辱,逆来顺受是唯一能生存下来的办法。所谓人民不过是广大求告无门的奴隶的代名词。这就是共產党的新社会、新世界。江青说的很对,我是不将她放在眼里。只是她不知道,我其实对毛和一组深恶痛绝。

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

2009年7月30日, 10:37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