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62)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毛的确需要汪东兴。毛在对敌人全力后扑时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上次录音事件,毛怀疑菊香书屋也被安装了窃声装置,他便对自己的住房失去安全感。他决定搬走。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往在十一号楼(1)。

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这是他最后的住地,在北京没有再换住处。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禁欲主义使然,毛回到北京后,有很短一段时间,没有跟女人廝混。但中南海仍為他每星期举办两次舞会。有次江青从上海回来,也参加了舞会。毛点播了京戏唱段“游龙戏凤”--在当时已被禁演。这里使我回想起毛对我讲过一段歷史上他的看法。他说︰“明朝正德皇帝到山西、雁北一带,并不是為了游乐,目的是巩固西北边疆,开拓边陲。在这一伟大目标下,兴之所至,偶而‘戏凤’,也在所难免。”他说的‘戏凤’,就指的是京戏中的这个“游龙戏凤”。

江青现在成了文艺界的仲裁者,整个人都改头换面。江青的服装大变。过去她一贯穿西装、半高跟皮鞋,现在成了近似所谓毛服的上衣及长裤,脚踏平底鞋。她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好像她已掌握了一切,可以决定一切。现在的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著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毛许多女友在文革时遇上困难,多来寻求毛的保护。

张玉凤是第一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张带著準备送毛的茅台酒和巧克力到了中南海西门。张打电话找吴旭君。张此时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但毛已在北京住了下来,所以两人有数月未曾见面。张这时二十出头,已经结婚。

原来铁道部专运处里面,也在革命造反,专运处党支部形将瓦解,支部书记罗将被打倒,张玉凤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支持党支部,保支部书记罗的。张本身也受到攻击。

吴旭君将事情原委转告毛后,毛同意让张到游泳池谈谈。她回处里报告与毛谈话经过时,没有人敢怀疑其真实性。说毛主席认為支部书记属于不该被打倒之列,罗便马上復职。张从此高枕无忧。

空军政治部广文工团的刘是第二个。也是由吴先去见她。刘和另外陪她来的两位女团员一见到吴就放声大哭。刘抽抽答答地说出她的事。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到军事系统以后,各地的军事院校学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文工团中也分了两派,一派是造反的,另一派是“保皇派”的,刘她们少数人属于后者。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吴和她们见面时,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及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

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刘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為红极一时的人物。

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子抱著衣服躲起来了。

毛為此大发脾气,毛要我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為什麼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只好遵守。

刘后来与叶群过从甚密。一九六九年刘怀孕生產时,叶群亲自送刘住进空军总医院高级干部病房,每天送鸡送肉,让刘保养。刘產下男孩后,叶群十分高兴。叶说︰“主席生了几个儿子,死的死,病的病。这下可好了,有这个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了。”有些人也说那孩子长得跟毛一模一样。这完全是臆测胡说。

我和吴旭君也去医院探望刘。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和毛的数位“女友”保持良好关系。刘对我说了叶先前的那番话。她以為我也认為那男孩是“龙种”。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之事。

注释
(1)康生住八号楼,陈伯达住十五号楼。

2009年7月30日, 11:01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