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70)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0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麼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人。

我认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為这是指桑骂槐,因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麼。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著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这段期间,我往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嫻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嫻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歷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嫻,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著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寧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寧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寧安作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復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0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準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為院长。”

但我仍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產科杜,从三0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2009年7月30日, 11:14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