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李鹏六四日记》(34)

5 月 16 日

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的人,冲击大会堂,震耳欲聋,把北门一扇玻璃砸破。会晤就在福建厅举行。宴会时,冲击也未停止。

下行,我与戈举行会谈。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交谈。戈对伐木、建筑、种大豆、合资企业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戈提出核电站、火力发电机组项目,同意给予贷款。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说,中方在东段坚持原方案,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表示愿意考虑。

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

昨天学生游行口号,明确提出让邓下台。今天下午,赵在与戈谈话中介绍了邓小平的地位,称之为中国的领袖,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邓。

晚上 10 时,紫阳主持常委会,讨论学潮。凌晨由赵代表常委向学生讲话。杨不同意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认为这与小平讲的”动乱”相违背,最后导致打倒邓小平。

赵在临散会时,又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赵说,出路在于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保护邓小平。我当即发言,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决策,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他的预料,想歪曲是办不到的。

北京红十字会和”绝食团”达成协议,运送广场危急绝食学生去医院。只运走 400 余人,其余的未让运。绝食团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

上午,邓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邓还对戈说:近代史上,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其中日本给中国伤害最大,俄国得益最多,占领了远东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邓小平同志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气概。就在中苏最高级会晤之际,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搞动乱的人不断冲击大会堂,叫喊声震耳欲聋。歹徒们把大会堂北门一扇玻璃砸破,然而中苏最高级会晤就在北门附近的福建厅举行。就在小平同志为戈举行宴会时,动乱者冲击仍然未停止。

上午,朱琳陪同赖莎前行北京图书馆参观,车队沿途遇到阻拦。

下午,我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田纪云、吴学谦、钱其琛、郑拓彬,苏方有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可夫,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各国普遍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我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目前中国发生动乱而言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在谈到经济合作时,戈对中国派工人去西伯利亚伐木、承包建筑、种大豆、办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坚持要通过签订具体合同加以实施。戈主动建议向中国提供核电站和火力发电机组,并给予相应买方信贷。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阐述了中方的观点,要求苏在东段作出让步,中方在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只表示愿意考虑一下中方建议,具体问题委托双方外长去谈。关于减少双方边境的军事对峙,戈说步子应迈得更大一些。双方都指出,中苏边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边界。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已正常化了,今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说苏方表示要从蒙古全部撤军,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我说,中苏现在的关系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赵紫阳在下午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也是钓鱼台国宾馆内举行的。显然由于天安门被动乱分子所控制,去人民大会堂已不可能。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然而,对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外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同志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 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

赵紫阳通知晚上 10 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赵说,我们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制止动乱,挽救国家。只有党中央统一认识,一致团结行动,才能平息动乱,国家才有希望。赵说,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不站在党的一边。他说,他开了工人座谈会,工人是同情学生的。这是指朱厚泽为贯彻他的意图在总工会安排的座谈会。我说,我也到首钢开过座谈会,工人是支持中央,反对动乱的。两人明显谈不到一起去,我作的最后维护党中央团结的努力也就失败了,那只好在常委会上见分晓了。

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不同的意见,会上展开了争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帐”。赵紫阳则坚持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爱国热情”与”爱国行动”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却是争论的核心。尚昆同志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赵不得不同意了用”爱国热情”一词。

但是,在临散会时,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他问大家挽回局势的出路何在?他说,惟一出路在于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说:”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护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学生情绪的办法。比如说,《社论》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误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还可以说,《社论》是我(赵紫阳)在平壤批发的,由我承担一切责任。这样,就可以让小平同志下了台阶,这样,中央就可以与学生达成协议,争取学生停止绝食。”我当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赵紫阳的注意。我说,《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观点,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对局势的判断,并且反映了小平同志反对自由化的一贯立场。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论”的事了。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天安门传来消息,说已有学生因绝食而晕倒,据说已近 600 多人,有的生命处于垂危状态,大家对此感到焦急。锡铭同志提议,由北京红十字会派负责人到广场争取与绝食学生达成协议,允许红十字会运送危急绝食病人去医院抢救。不久,从广场传来消息,说搞动乱的学生头头已同意红十字会派车去。但是,这一措施只收到部分效果,运走一部分人。由于那些头头的强制干预,对于其余的绝食病人,不允许撤离,即使有的人想走,也不准救护队将他们送走,反而把红十字会的大轿车轰走了,并且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这已充分说明,这些学生头目已丧失起码的人道主义,不顾绝食学生死活,已绝食为手段向政府进行要挟。

以后得知,中顾委委员李昌上午到赵紫阳同志处谈话。随后,李昌拿出自己起草的”要求中央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的信,动员中顾委委员签名。李锐、于光远、杜润生等人签了名,李运昌同志拒绝签名。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宣布在天安门成立。他们用高音喇叭发福播放”美国之音”,扬言要打倒”专制独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该会登记人员只有 401 人,后经查证,其中多数是被工厂开除的人员。

2009年8月20日, 10:24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