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李鹏六四日记》(41)

5 月 22 日

戒严令下达 50 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首都中心地区,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游行,各省市都表态支持中央。

下午三时,我找依林和乔石来研究,大体上想在一周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立即给省委书记打招呼。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

晚上 8 时至 11 时,我、乔、姚和杨听取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意见。他们开始提出:一、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城区;二、由人大常委与学生谈判,条件是承认爱国行动;三、请万里回国。经我们做工作,通报情况后,已说服他们不开常委会,也不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戒严令已下达 50 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北京市城区中心地区。全国各大城市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还伴随着打砸抢暴力行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纷纷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下午 3 时,我请乔石和依林同志来研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的设想:会议在一周后举行,主要是等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会议才能开成;扩大会议中心是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讨论如何坚决制止动乱,并解决赵紫阳的组织处理问题;扩大会议结束后,由中央立即向各省市,传达会议精神,促使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保持行动一致。

小平同志对稳定军心很重视,认为这是大局,要求妥善处理好。由于我代表中央讲了话,又以总理名义发布了戒严令,在广场上和游行队伍口号目标集中对准邓小平、李鹏、杨尚昆。

人大常委中有人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学潮”的问题,已得到一些常委的支持。人大常委委员,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起草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由胡的秘书四处打电话,征集常委签名,另一位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和 16 位委员在”征集函”上签了名。北大教授徐良英对方励之说,”党内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是要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现在要看”人大常委敢不敢按宪法办事了”。

中办报告,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因为万里委员长已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情绪激昂。

有的说:对学生还是疏通教育的办法好,用强制办法越搞越对立。一个月来香港对我们都是赞赏的,现在改变态度。当然,政府没有镇压学生,但是,实际放弃了疏导。从共产党的章程来看,怎样才能撤换总书记,是不是五个常委中有四个人一反对(此处没扫描完整)

有的说:这么大的事,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却没有声音,我很着急。一个戒严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党派讲话不行,现在只有请大学校长都出来讲话了。我建议,以委员长会议名义邀请各大学校长来座谈。第一、肯定学生爱国运动。第二、政府秋后不能算账。现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如果政府与人大对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权罢免政府。(有人插话:不能以人大常委会名义邀请大学校长。)

有的说:关键的一条,学生是爱国心动,不是动乱。(有人插话:中央没有说过学生都在搞动乱,那是指少数人。)

有的说:我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由委员长会议做决定。我们呼吁学生停止示威游行,给政府一个时间,也给我们最高权力机关一个时间。

有的说:学生的要求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承认是合法组织。

有的说:双方都撤退,学生回校,军队也撤退。国务院颁布的错误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销。

有的说:宪法规定,副委员长受委员长的委托,可以代行委员长的部分职权。(有人插话:万里出国没有委托谁代理,是万里的责任。)

有的说:不必拘泥这些了,国务院已发布了戒严令,人大应该立即开会。

有的说:是部分戒严,北京还有十个县,并没有戒严。

有的说:现在情况下,人大常委和国务院不一致不一致可不得了。

有的说:今天会议肯定学生是爱国运动能高,明天要公布出去,不是要讲透明度嘛!

有的说:大家一致决定的,才能公布。

有的说:不是讲透不透明的问题,而是要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有的说:按惯例,还是由党内副委员长先向中央通报一下吧!

对此,大家都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有的人要求国务院派负责人出席委员长会议,对总理发布戒严令作出解释。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总理有权对省(市区)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从法律角度上讲不违宪;从组织上看,这是党中央常委的决定,也完全合乎党内决策的程序。社会上已广泛流传”通过人大来限制政府”的议案,”弹劾总理,取消戒严”,显然背后有黑手在指挥。民主党派几乎都发表了不同程度地支持学生是”爱国运动”的声明。有的人是出自不理解,有的认识观点相合。对部分人大常委的动向,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简单处理。在关键时刻,必须发挥党对人大的领导作用,对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向他们通报情况,引导他们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不能放任自流。我征得乔石、姚依林和杨尚昆的同意后,请中办通知人大办公厅,以党中央名义先同人大党组成员和党员副委员长交换意见。

晚上 8 时至 11 时,我和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的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等六位同志。他们反映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回报。

在会上,我们心平气和地向六位同志介绍了发生动乱的过程,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强调只有坚决制止动乱,才能挽救中国的道理。根据当时的记录,我的讲话要点如下:

最近,中央常委多次研究过,所有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总的人为,4 月 26 日社论是正确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大家一致认为,绝不能从 4 月 26 日社论的立场后退。如果否定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

从深层的原因看,这次事件是长期自由化的泛滥搞西方的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结果。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在 5 月 19 号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有在二线的,也有在三线”摇羽毛扇”的,相当老道。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的。

我们不希望党内分裂,非常愿意团结一致。如果是一般性问题,即使在政策上有不同意见,还可以通过讨论达成一致。但是这件事不同。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发表了 5 月 4 日在”亚行”的讲话。调子与 4 月 26 日社论完全不同。任何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搞动乱的人当然也看出来了。那篇讲话以后学潮更不断升温,达到上街游行的高潮。中央最后才下决心实行戒严。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谁代表改革开发,是赵紫阳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10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当然,赵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如果我们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

我在 5 月 19 日召开的在京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党委的决议,实行戒严也是党委的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赵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 5 月 19 日凌晨到天安门看望学生时他讲的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

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是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是不行的。

杨尚昆同志也讲了话:

学生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慢慢转成政治口号,公开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当时赵紫阳同志在国内。他到朝鲜后事态发展得更厉害了,发展到打倒腐败政府、官僚政府,也有人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因此,就决定写了 4 月 26 日社论。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用电报发给赵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论定性不对,认为社论是错误的,要改这个社论。

赵紫阳就有了几篇东西,一是 5 月 3 日代表中央在”五四”运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乔石、依林、锡铭同志和我,都要他加上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接受。特别是赵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以后,小平同志知道情况不好,就与常委的同志,还有陈云、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问题:退,你们说退到哪里去?我讲,这是最后的一个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退。问题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赵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小平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嘛。赵紫阳也讲,党内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表示服从多数。

晚上 8 点钟就开常委会,我也参加了,布置怎么办。赵紫阳同志讲,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之后,他给常委并小平同志写信,要中央承认 4 月 26 日社论错了。他的信中还说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后,他就说病了,写信讲头昏,请假。小平同志找到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和我,还有几位常委、军队几个人会谈。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戒严都表示赞成。不戒严,北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了。

小平同志讲,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混乱的局面。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首先要解决北京的安定问题,不然,全国其他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

乔石同志也讲了话:

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曾提出希望”下一个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中央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他们认为胜利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的。总之,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来,我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不进城也不行。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了,这种局面如旷日持久是难以为继的。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最好这样。部队拖下来没有进城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也不行。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现在军队如果后退,他们就认为胜利了。但军队总待在路上不行,要进天安门。希望人大、政协都帮助做工作。

听完我们的讲话后,几位副委员长都表示执行党中央决定,认为目前已不宜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宜要求万里委员长提前回国。这六位副委员长态度也不完全一致,陈慕华和王汉斌同志态度明朗。廖汉生同志不知情,有些牢骚,但态度正确。叶飞同志情绪比较激动,彭冲同志看来是同情学生的。

19 日,中央常委收到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请万里中止出访,提前回国并于五月提前召开本届第八次常委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内容是:

最近许多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来信来电,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或代表大会,采取稳妥措施缓和当前的严峻局势。11 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都赞成将原定于 6 月 20 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为此,今天上午由彭冲同志主持召开了党组会议。

党组同志考虑到,法律规定临时召开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一致认为提前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问题,已势在必行。

我经过考虑,立即批示,”外事不变动为好。”姚依林批示,”同意不变动。”乔石也在自己名字上圈阅,表示同意李、姚的意见。

今天,万里委员长从加拿大给中央发来电报,他将按原定日程于 22 日访美,有何信息向美方领导人转达,请国内复示。

在天安门广场谣传政府要动用解放军镇压滞留在广场上的 20 万学生,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今天下午中央开会作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广场上的 20 万大学生,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关押被捕学生,而且今晚就要开始行动,明晨 5 时由环卫工人清扫天安门广场。

22 日,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通告,指出首都生产和生活已相当混乱,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阻拦车辆,扭打军人,非法设立哨卡,对行人搜身。更有一伙社会上的流氓痞子组成的摩托车队,号称”飞虎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指挥部通告针对这些混乱现象提出五点要求。要求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支持以恢复首都正常秩序。

21 日晚 7 时许,聂荣臻元帅对来访的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等 11 位同学说,所传中央的决定纯属谣言,军队到北京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定。他要求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尊严,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返校复课。

21 日晚 9 时,徐向前元帅在住地接见 7 名学生代表。徐帅说,请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

上午,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玮同志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中央对当前局势的意见。我向她详细通报了动乱的经过和中央常委的决定,请她回去向邓大姐报告。当天,邓颖超同志发表了告全市市民书,态度明朗而亲切。她说,这次解放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大力支持。她还在告市民书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社会上流传的种种关于邓大姐、聂帅和徐帅反对戒严的谣言,不攻自破。

今天,戒严部队普遍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首都学生”的教育。戒严部队部分干部和战士被殴打致伤,仍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北京日报刊登 11 位市民的来信,来信说:”现在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已被打乱,出现了交通断绝,不少人上不了班,病人去不了医院”,”孩子没有奶喝,蔬菜运不进来”,”煤气罐运不进来,居民无法做饭”,”垃圾、粪便运不出去,卫生越来越差”。”这样下去,人们怎么生活?”

湖南湘潭市发生打、砸、抢事件,冲击派出所,焚烧市政府牌子,阻塞公共交通,打伤公安干警。部分大学生与公安干警一道,奋力保卫市府大门,使歹徒未能冲进市府大院。

上海 6000 余学生于今晨 4 时占领了苏州河 5 个桥头,市区南北 5 条主要干道被堵塞。武汉 2 万名大学生游行到武钢门前,数百名学生冲进炼钢厂,煽动工人罢工。

2009年8月21日, 10:45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