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李鹏六四日记》(52)

国务院座谈会

6 月 1 日

上午,在国务院召开校长、教授、专家座谈会,讨论对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下午,继续开会,听取意见。他们对十条政策,有的主张更宽一点,有的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中央宽大学生,而是学生是否宽大政府的问题。看来发这个文件不是时机。

晚上,常委碰头,原则上同意清理天安门方案。用工纠队比动用军队要好。

上午,我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 37 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缪、吴文昌等同志。会上,由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首先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这十条政策是:

一、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学潮,同极少数利用学潮之机制造动乱,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青年学生是出于爱国热情,冬季和愿望是纯洁的、善良的。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是由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的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惩治”官倒”、清除腐败、反对官僚主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同党和政府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对党和政府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定要充分肯定和坚决保护。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批评建议,一定要认知听取,积极采纳。

三、在学潮中,未经法定程序就上街游行示威,乃至采取罢课、静坐、绝食等等行动,即使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也是缺乏法制观念的表现。党和政府也不赞成。这样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扩大,激化矛盾,影响学校以至社会的正常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形成无政府状态,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政治动乱以可乘之机,使事态的发展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

四、对于在学潮中有过一些过激甚至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党和政府是能够谅解的,不予追究。

五、在学潮中通过各种方式声援过学生行动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绝大多数人的动机和愿望也是好的,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党和政府是谅解的,绝不会事后加以追究。

六、对于患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蓄意利用学潮,策划、组织、煽动动乱的极少数首要分子,对于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极少数人,对于向非法组织友谊提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的极少数人,必须彻底揭露,坚决依法制裁。

七、对于在动乱中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动乱中滋扰生事的流氓政治团伙,必须依法严加惩处,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应当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在首都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对于继续聚众妨碍和干扰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屡经教育拒不改正的首要分子,应依照戒严令加以处置。

九、党和政府将继续同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广泛听取意见,交流看法,增进理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十、党和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平息动乱,维护安定团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认真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搞好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继续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改进和将强教育工作,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下午 3 时,继续开会,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国办做了记录,摘要如下:

北京农业大学裘维蕃(教授):”十条”政策内容很好,很必要。极少数人能发动这么大的事,使人震惊。建议由全国人大委员会立紧急社会治安法,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法律。对官倒等不能按刑法那样慢腾腾地,对动乱问题,要尽快平息。

北京大学王楚(党员、无线电系主任、教授):原则上同意”十条”。有几点意见:参加学潮和动乱的人,不是”广大学生”,只能说是”部分学生”,不能迎合那种”参加学潮才是爱国热情”的错误概念。领导应与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对话,而不只是因为脑学潮,才去对话。学生对”一小撮”、无什么顾忌,他们主要是想保护所谓的学生领袖。重典治乱世。一些人几下子就把事煽起来了,其中必有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陶大庸(民盟中央副主席):”十条”基调可以。另写一篇社论,充分肯定学生动机是好的。第一条可以对学生多肯定一点。绝大多数不是闹事,少部分人是胡闹。第四、五条”不追究”很重要,大家最怕的是”追究”。第六条提法要慎重,界限要划清,不要形成误解。因为有的组织者也往往是受挑唆,上当受骗的。”十条”中应对反腐败、反官倒提出几点措施,表明这次学运对政府有推动作用。

人民大学吴树青(党员、副校长、教授):说这次动乱是背后有人挑动、指使,多数人能接受这一看法,认为动乱违背了学生的初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台。建议:第一条,对广大青年学生,不必区分”参加的”和”不参加的”。第五条,很多群众不了解,担心戒严是针对学生的,也不了解是中央内部有人支持煽动。第六条,那些背后煽动策划的人破环作用很大,对于参与动乱的人起来从内部揭发的人,应表示欢迎。

清华大学张维(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这次徐超一开始就闹得很凶,不久就形成社会动乱。5 月 9 日上午李鹏总理与学生对话时讲到了,就是对政府冲破工作中的遇到的阻力有帮助,有推动,下决心把反腐败、反官倒进行到底。但有些现象,令人怀疑。如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学生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按说,提出这些事情,应该去找党中央,找总书记赵紫阳,可是学生一上来就把矛盾对着政府,还指明道姓要让李鹏总理出来接见,这就令人奇怪了。这次动乱难道能叫”爱国运动”?一些人不知爱的是什么国?

社科院刘大年(年代史所所长、党员、人大常委):这个”十条”文件对平息动乱非常重要。这场动乱超过”文化大革命”,首都这么混乱,损失这么大,为什么?第一条要坦诚地讲,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对党风、工作存在不少失误,腐败现象未消除。这些问题只有李鹏同志讲最合适,因为,这不是今年的事,是多少年来的事。一些学生希望党好,忧国忧民。这是这些多人卷进去的原因。要专门有一条讲怎么惩治腐败,使大多数人觉得有希望。

社科院何新(九三学社成员、文学所副研究员):这次的动乱,形势严峻,后果严重,还在发展。既有自发性,也有政治力量、海外势力的支持。

学潮已过去了三个阶段,自发学潮到动乱,”五.四”以后,本来群众劲头已经冷了下来,但政策开明了,又闹起来了,现在又搞绝食。三个阶段,都很有特色,搞自由女神像,实在搞政治挑衅。政策再开明,对学潮评价再高,都解决不了。他们不但想把政府搞倒,而且是不把中国搞得大乱是不罢休的。形势这样动乱下去,给了学生闹事的特权。霸占天安门广场是违法的,政府还要一再去劝说和解释,法失于宽,闹事的人反而会拿政府取笑。政府必须有一系列有力措施,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

北京大学徐光宪(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失误是赵紫阳造成的,政治思想乱了,学生在学校不念书,打麻将。学生们开始是对洋流问题、黄河电子厂问题有意见,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矛头是对赵紫阳的,党内的根子在赵紫阳那里。但后来闹起事来,却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令人奇怪。

北京外语学院许国璋(党员、教授):李鹏同志作为国家总理一直以稳健著称。这一个半月以来,政府树立了一个克制典型,对使用武力可能造成的后果,早就估计到了。使用武力并不困难,解放军并不是不能进城,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大多数学生争取过来,办法是有的。如比,定个时间,如某月某日,作为政府对学生第一次对话,使学生感到有希望。

北京工业大学王以铭(副校长、教授、无党派):”十条”政策发表时机应在广大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当前条件不成熟。惩治官倒和腐败,只能点到为止。这个文件主要是解除顾虑。建议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话加进去。对参加了学潮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受歧视,对一些过激言行不予追究等等,还要要求基层也不要追究。

中国人民大学张大力(党员、教授、商品学系教授):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平息动乱。不然,给什么样的定心丸也不起作用。现在一些学生越陷越深。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诱导,人家煽动;我们劝说,人家去发动。不平息这次北京动乱,还会出现新的大动乱。一旦形成全国性动乱,那就是犯罪。”十条”政策是我们的善良愿望,不进行揭露,动乱平息不了。似乎只要一说要爱国,就什么坏事也可去干了。

北京理工大学秦有方(党员、教授):”十条”有利于争取广大学生。当前学生犹豫观望,三分之一复课,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在校外活动。多数学生有个拐弯的问题。共产党员没有战斗力,在第一线的人说话腰不硬,都是带病战斗。宣传报道方面,正道消息慢,小道消息快。某些表面形式上的活动不要搞,郊区流行没有什么效果。

中央歌舞剧院陈爱莲(党员、政协委员):光区分多数少数还不行,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少数人是谁。应把少数人干坏事的事实告诉大家。极少数人到底干了什么,应有过硬材料。多数人是观望的,卷进去的人也不少,实际上都是盲从。学潮发生后,领导也是拖拖拉拉,上边什么精神也没有,下面无所适从。”十条”出来后,马上把具体事做好,措施应是有力的。

大学赵光武(党员、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十条”尽量不伤好人,应肯定。但该揭露的也要揭露,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并正确处理。学生动不动搞学潮,不造成,正当的表达方式,应该造成。发表”十条”时,要有揭露予以配合。对”极少数人”要揭露他们的实质目的。

北京师范学院储亚平(党员、教授):很多一些学生已经变了,不是在反腐败、反官倒了,而是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要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像这些人还要一律不予追究?党政干部也去游行,还为闹事的人出谋划策,也说既往不咎,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人说什么不是政府算我们的帐,而是我们要算政府的账。现在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挑动闹事的畅通无阻,不能对他们手软。彭真讲话比较有理。找一些无职务的同志,出面揭露他们一下。

还有的与会者作了书面发言,就是就不一一摘引了。我在听取了各位专家、学者、校长的发言后,也讲了话,根据记录摘要如下:

少数人一再煽动、制造动乱,还蒙骗一些学生搞绝食、静坐、长时期霸占天安门广场。这些人的举动使当前情况非常复杂,非常紧急。主要有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一些腐败现象有意见;二是党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闹事学生的态度上,而主要是表现在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三是国外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插手中国内政,煽风点火,企图趁机使中国西化。三者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学潮反复了几次,如”4.26″前后;”5.4″前后。当前有的人又以反对戒严为借口发动少数学生绝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个新的大反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卷进去的人也更多。情况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也很大。

有的同志要求尽快平息动乱,这是有道理的。戒严十多天了,解放军还到不了天安门。这种情况也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可能出现。有人说,既然已克制了十好几天,再忍耐几天又有何不可?要避免流血。其实,决定戒严,目的就是要尽快平息动乱,避免发生更大冲突,避免使更多的人卷进去,避免流血。但是少数动乱骨干分子,不是这样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到,关键还是要靠党,党的团结一致,党必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党内不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社会上的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出现更大混乱。

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广大群众支持,党和政府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各项政策和措施,如对于打击官倒,反对腐败等等,执行要有一个过程,对于个别腐败分子或案件,要坚决查办,但一定要依法办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随随便便抛出去,乱揭乱批,搞成某种运动形式,表面上很热闹,过后再搞平反。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

根据当前动乱情况和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有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场动乱的后面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是有人背地里秘密谋划的。只有党内将矛盾彻底解决,这场动乱的实质和来龙去脉才会水落石出,让广大群众看清楚。所以,当前最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关于今天讨论的这个文件,大家发表了不少看法和意见。有的认为,对于参与学潮和动乱的一般学生和群众要宽一点,对学生多肯定一点;有的认为,要讲法治,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无法无天就无法治理好,所以,要考虑无边宽大的后遗症;有的同志讲到,提出这些政策,孤立地发表这些政策作用不大,还要有其他具体措施跟上才行。还有的同志认为,虽然这几条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地起到平息动乱的作用,但对动乱分子还是可以起到分化动摇的作用,对一般学生和群众可以起到安顿作用。对于个别骨干分子、死硬分子,即使不会有直接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是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也有作用。关键是使问题明朗化,突出暴露那些骨干分子、幕后支持者的真实面目。总之,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反映了社会上广大群众希望尽快平息动乱的愿望。

至于这几条政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拿出来,还要经党中央研究决定。现在在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从失控情况看,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执行戒严的部队,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现在没有硬进长安街。但是,为了平息这场动乱,最终是要进去的。希望大家回去继续做好学生和群众工作,为尽快平息动乱发挥作用。

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人防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会议原则上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是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因此,会议确定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会议还讨论了我代表常委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稿。

与此同时,动乱分子也在作最后的挣扎。王军涛在北大主持”维宪会”会议,决定知识界要走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第一线,去鼓舞士气。他们安排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侯德建(台湾作曲家)、高新(北师大周报主编)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带头再度绝食,以重新挑起 5 月 19 日晚广场动乱者已宣布停止绝食活动。他们无非是故伎重演,企图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2009年8月27日, 11:06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