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讲真话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记者_谢海涛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已近两周,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似乎仍在民间激荡。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厉批官场八大歪风:腐败,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再是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气: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短短5分钟,万人大礼堂掌声响起11次。
 
  与两委员“讲真话”揭批时弊对应的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倪萍委员,以及“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终身人大代表”,则激起舆论的激烈质疑。 《东方早报》一篇评论称: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记者走访了近2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现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
 
  似乎,“讲真话”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成了一个罗生门般的问题。而历数近年“两会”,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虽不乏轰动之语,但像此次关于“讲真话”,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引来如此滔滔热论,似不多见。早些时候,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2007年4月刊发了题为《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后意味, 发人深思。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之初, “讲真话”是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顾准等一系列难以忘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其后是巴金,于晚年痛写《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提倡讲真话,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开启对那一场噩梦的反思,在危难时代为中国人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良知救治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讲真话,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迷瘴,正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战胜“两个凡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的藩篱。
 
  1992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邓小平南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讲真话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世情、国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进行的博弈,不断重构着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场讲真话难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国“两会”上的热议。
 
  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破解真话困境,已成为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突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改革势必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满足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倡讲真话,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这是决策的前提。
 
  贵州瓮安事件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可以作为注脚。
 
  真话难讲,并不局限于官场。过往岁月,官员与既得利益阶层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讲真话,曾屡被披露。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利益集团的表现,到网络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到各地矿难瞒报事件等,无不在损毁着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国家之外是社会。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由封闭而开放,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的过程。在一个成长的公民社会里,讲真话又是和公民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而从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意义上讲,“讲真话”提供了一条公民的底线。
 
  少年才子韩寒,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真话英雄”。这个被称为“下一个鲁迅”的80后作家、赛车手,以博客为阵地,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自由的波长。”
 
  学者周云说:韩寒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归根到底还是他一直在坚持讲真话,至少是坚持讲自己认为的真话。而所谓“信韩寒,得永生”的戏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间对于真实的渴求。
 
  韩寒的背后,是无数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成长,网络空间成为他们说出真相,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个被戏称为“”的今天,就私人权利讲真话,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生活在真实中”,说出真相,行使“无权者的权力”;就公共事件讲真话,则意味着公民的参与:从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 、“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 “天价香烟”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讲真话,通过有序地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
 
  对此,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如是说。
 
  学者杨天石有感于此,在发表于《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与领导的开明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所谓提倡讲真话,不过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张维庆论及“讲真话难”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前,在曾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轮风潮。200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第十届广东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南方周末》的相关评论称: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两会”之外,一个“讲真话”的新个案是张朝阳。这个一向被认为“听话”的搜狐老大,在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中忽然发难,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据说,他在演讲时,网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
 
  张朝阳的转变似乎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开篇颇为引人深思: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地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两会”历程
 
  第一张弃权票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会的邓小平等得知后,表示赞同。(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民间记忆:1978-2008》)
 
  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的理由是:候选人他并不了解,但从简历上看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认为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替国家做事。
 
  在黄顺兴投反对票之后的全国“两会”投票中,反对、弃权者愈来愈多。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如今,反对票和弃权票早已常态化,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据《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报道)
 
  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开始使用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据人民网报道)
 
  “白话之风”
 
  2009年两会,“白话之风”赢得各界积极评价,“白话运动”发端于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用了“”三字。2009年3月的“两会”上,猛然刮起了一股讲大白话的政治新风,因为长期以来,官场上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成风,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
 
  记者“胆”大了
 
  2010年全国“两会”上,《光明日报》一位记者问了关于选举法修改的问题,“选举法这次修改的一个重点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评论说这将实现人人平等。这是否意味着之前进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不平等的?”
 
  (整理 实习生 杨胤)
 

  两会真话人物

 
  张维庆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
 
  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感叹“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说真话为什么难?这里有一个风险计算的问题——在某种语境下,说真话的风险大于收益,说“正确的废话”则可降低风险。这个语境需要改变。
 
  朱振中 广州市政协主席
 
  有些地方千篇一律的会议和死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与张维庆“所见略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朱振中在政协大会上痛斥官员不正之风,发言8分钟,响起9次掌声,最长一次掌声持续25秒。有委员将这次发言评价为今年来最敢讲真话的大会发言。
 
  牟新生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干一把手时间长了,觉得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以直言闻名,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问他为何现今真话少、官话多,牟新生认为体制改革滞后是根本原因;另一个因素是官本位思想太厉害。
 
  李金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了解,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有些企业本来只生产一段产品,但是现在上下游都垄断了,大家反应强烈的国有企业人员收入那么高也跟这个有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两会期间说。李金华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时,以作风凌厉、发起审计风暴着称,如今退居二线,还不改当年风采,值得钦佩。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职时就勇于说真话,而不是等到退休才敢说敢言。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高校行政化导致没有人真正钻研学问。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陈景润这样的学生早就被学校淘汰了,因为他不出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组的讨论会上说。朱清时的真话让人期待,因为朱有一个重要身份——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能不能运用他的权力将南科大建成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范本呢?也许就看他能获得多大的改革腾挪空间吧。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从学术腐败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往往出来以后有“掩护”的——任何院士、校长如果论文剽窃或者作假被发现,都会推给学生。学术腐败行为已经演变成了“癌症”。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中青在线“两会直播间”,炮打学术腐败问题。不造假、不抄袭,这是做学问的底线,底线屡屡被突破,病根必然不浅。仅靠几个书生在两会期间出来呐喊几声,无异于隔靴搔痒。整个学术体制必须改造。
 
  冯小刚 导演
 
  由心而发,先谢爹妈,后谢国家,何错之有?她在冬奥会上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就是给咱国家争光了。本身就已做到感谢、报答国家了。我希望官员莫名其妙做批评这种事,今后能少点。
 
  3月10日,在政协文艺组讨论会上,导演冯小刚打破多日来的低调形象,开腔力挺运动员周洋。周洋夺金后说了句大实话,却被颟顸的领导横加指责。冯导敢出来打抱不平,难能可贵,希望冯导拍电影时,也能直面现实,少些涂脂抹粉。
 
  崔永元央视主持人
 
  履行(委员)职责是一件很有责任的事,不是让你到这风光来了。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你也没必要去做这个委员和代表,也挺辛苦的,早出晚归,何必呢,干点什么不好?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起当政协委员的感受,认为“今年感觉尤其好”。那些“没有实际意义,说的都是漂亮话,就是场面上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定程度上讲不太好意思说了。纵观小崔在今年两会上的表现,批政府调控房价不力,批教育部门清退代课教师,果真有主持“实话实说”的风范。
  人民大会堂第一声“我反对”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 对!”
 
  黄顺兴,早年在日本学习农学。1985年,黄顺兴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全国人大会上表决三峡工程时,他按 规则要求发言,但没有获准,他因而退席。后来他说:“大水又不会淹到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弃权票都创造 了新纪录。1993年,他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并一度返回台湾。
 
  两年后,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式后,他的骨灰被儿子带回了台湾,遵其遗嘱,撒在大海里。 (摄影 贺延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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