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语录

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产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

应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

社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还有执政者要具备真正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嘉闻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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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总理的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互联网上网友的评论如潮。改良社会结构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早有专家指出,贫富分化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显然,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如果继续让权力与资本藐视民生与民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只能是社会更大的断裂。

如何抚平社会断裂的创伤?出路只能是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让大多数人过上小康且安稳的生活。但是,在社会学者于建嵘看来,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然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要扭转这种局面,形成良性的橄榄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权力与资本“合力”塑造金字塔

《国际先驱导报》:您所说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包括哪些阶层?

:三个阶层。第一层就是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的精英层。第二层就是中间层,包括一些小官僚,一些企业人士,他们的生活过得还可以。最底下一层,就是缺乏社会保障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民”了。

《国际先驱导报》:当前中国这种社会结构呈现了什么样的特征?

于建嵘:其一,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社会分层本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处在金字塔较高层级的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

其二,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在我看来,由于较高阶层的封闭性逐渐增强且具有排斥性,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出“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单向性流动。也就是说,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中高层向下流动的却非常容易,尤其是处在中间的社会阶层,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底层。

其三,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处在金字塔顶层的是垄断权力和资本的权贵精英,他们通过权力和资本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使得中下层社会成员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权力和资本垄断阶层的附属物。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其一,权力主导是形成这种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社会都是权力主导型的社会,掌握权力意味着掌握其他的社会资源。在古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现代,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结成同盟。权力与资本结合侵入社会资源后,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僵化。

其二,儒家传统文化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纲常伦理,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文化强调士、农、工、商等社会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低。

社会结构下沉,人心不稳

《国际先驱导报》: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存在怎样的危险性?为什么要向“橄榄型”社会转型?

于建嵘: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不稳定。众所周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他们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中产阶层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相比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比如当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就是明证,这也是诱发社会泄愤等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助燃剂”。

更具危险地是,中国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底层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在动态下沉,造成人心不稳。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绝对贫困人口增加。而是指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层的人数是在不断增加的。这一点有些社会学家不承认。但你不能认为有电视看,有手机用,就比几百年前的皇帝过得还牛?底层增加的判断标准不是说他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电视看了,而是他缺乏了原来作为中产阶层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性的东西。

《国际先驱导报》:追问一句,“橄榄型”社会中间层往往有一个成熟而庞大的“中产阶层”,如果按照您的分析,中国的“中产阶层”并未像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已然形成?

于建嵘:什么是中产阶层?拥有两套房子就是中产阶层吗?白领就是中产阶层吗?不是。中产阶层起码要不为基本生活所累。但现实情况呢?比如现在的大学生,原来他毕业后起码能进所谓的体制内单位,但是现在大量的大学生一毕业就直接进入社会底层。白领今天看起来似乎很风光,但明天一失业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形成中产阶层。

有个律师跟我抱怨说,他在北京都当了5年律师了,但自己的户口就是进不来。我说,这很正常,不要认为一个律师就可以超越民众了。白领为何跟民工列为一起了呢?这里不是指他们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有差异,客观说,白领比民工赚钱的能力强一点,但是从社会处境来说,或者说从政治地位上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从宪法中寻找改革的动力

《国际先驱导报》:当前中国如何才能扭转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并走向“橄榄型”社会?

于建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通过社会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当前,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排斥性体制,已经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低收入者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问题,就是底层被“锁定”的现实例证。

其二,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

其三,通过公民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良好的公民社会是抵制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力量。因此,要想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需要充分发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水平。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提出培养体制外的改革力量来推动,您认为可行吗?

于建嵘:不可行,也做不到。培养体制外的对抗力量,可能会撕裂社会。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逐渐放开社会。如果上层政治改不了,那么改县一级如何?比如推行县人大代表职业化。只要能撬动这一点,自然而然会让很多人感到有前途。

要成功实现这场改革,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举宪法,从宪法中寻找改革的动力和合法性。这种改革最平稳,最保险,也最具合法性。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您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

于建嵘:中国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社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前提条件:其一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其二是执政者要具备真正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只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改革,只要执政者认识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危害,并真正下决心改良这种社会结构。我想,再经过一个象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能实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

(原刊《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