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这几天对气候变化大会纷纷扬扬的报道,不由地让我回想起在丹麦刚刚度过的340多个悠闲日子。

 


12月,大海扬波,阴云低徊,初雪又该覆盖广阔寂静的草地与树林,大山雀啄着灌丛中的红果子,海鸥
在阳台上空盘旋,街边橡树与杨树的叶子都掉光了,商店张灯结彩,派对一场接一场,孩子们天天盼着圣诞的来临……


丹麦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据说还是国民感觉最幸福的国家之一,现在在那儿,穷国与富国正为拯救地球而吵得不可开交。


透过会场内外环境、政治、科学的种种纷扰,有一个基本事实已无可否认: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出了问题,地球生态系统已不堪重负。


对此,每一个人都该有所反思、有所改变。


但人们还在讨价还价,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增加对方的义务,说到底,是因为贫富不均,是贫富之争。而归根结底,造成地球不堪重负的社会根源,又与贫富不均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类对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与占有,出了深层次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现在都在倡导
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所谓低碳,其实就意味着低资源(能源)消耗。从生活上讲,这世界上的穷人过的都是身不由己的低碳生活;但从生产上讲,穷国往往技术落后,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往往运行着高碳经济(当然碳总量可能比不过富国)。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成为碳排放大国,因此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也已成为聚焦目标之一。但中国尚未获得世界富人俱乐部资格,那些富国也不想想,在中国制造的多少东西最终都是为他们消费的?这部分的碳排放该算在谁的头上?


3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警告世人地球资源来源有限;30多年后,世人意识到,不仅仅地球资源有限,而且地球对资源使用后果的承受能力有限——人类消耗资源排放的废气废水废物,已经让地球开始发烧、内分泌紊乱、生理失调……


从加拿大和丹麦回到中国,有时坐在小区的草坪上,盯着辅路边大大小小的摊贩,四环路上日日夜夜奔腾不息的车流——从那儿传来的噪声似乎永不停歇地冲击着我的耳鼓。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在路上奔波?他们的脚步和车轮为何那么匆忙?

在加拿大和丹麦,你很难看到如此日日夜夜繁忙的车流和人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似乎比我们要悠闲得多,他们到点就会下班,周日银行都不开门,很多商店也休息,除了酒吧咖啡馆。那儿的人们似乎有大把时间喝咖啡、晒太阳、露营、滑雪、躺在草地上看书……然而,日夜奔波、消耗身心与资源、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人,却比不上喝咖啡晒太阳、开始讲求绿色低碳生活的人富裕。

这个世界就这么奇怪这么不公平。

我指的是普通人,老百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每天过得往往要比一个普通丹麦人紧张得多,但一个普通丹麦人的生活水平要比一个普通中国人优裕得多。普通中国人辛苦劳动创造的价值都到哪里去了?那么悠闲自在的丹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财富可供享用呢?他们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厚!普通丹麦人也并不比普通中国人聪明。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普通丹麦人的生活水平无法与中国的富人群体相比,在中国,有些人生活的奢侈浪费绝对世界领先。丹麦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拉平贫富差异,而且这种政策是他们国民之间自愿的选择,因此丹麦人才成为世界上最感到幸福的国民之一吧。而在中国,很多人过得那么辛苦,谁能说与少数人过得格外跋扈豪华没有关系呢?

我常常想,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能力已如此强大,如果全体人类能够均衡分配资源和财富,那么,谁都不用争抢、奔波,谁都不用担心资源和财富不够,其实,现有的资源、人类的生产能力早已足够所有人享用。问题就在于,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一部分人拥有太多,而另一部分人获得太少,于是,所有人,得到太多的与从来不足的,都容易变得疯狂,疯狂地消耗,疯狂地攫取,疯狂地排放,因此,地球也随之变得疯狂起来。

从根本而言,要解决地球的生态平衡,就需要解决人类的财富平衡问题。这又是一个多么古老的问题。

“均贫富”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梦想,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会发现贫富差异是诸多社会苦难的根源,但一直没有人找到解决贫富差异的好办法。农民起义没有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解决。历史、现实、哈耶克等的分析都已经证明,通过专政、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来实行均贫富,最后只能“通向奴役”,实际的结果,依然是少数人作威作福,多数人受苦受难。

但在丹麦和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我似乎看到了希望之光。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民主政治、自由市场之内通过选民的自愿选择(投票支持相关政治派别和法案),交纳高税给民选政府,通过透明、公正、有效的社会福利机制实现国家二次分配,拉平贫富差距。在人类的历史上,是这种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次以和平、美好、可持续的方式近乎实现了均贫富的理想。

很多了解了丹麦、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的中国人都会感叹:人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丹麦、加拿大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专制和公有制为社会主义标志的话。但的确在丹麦这样的国家,做一个普通工人农民远比在中国做一个工人农民体面,丹麦的工人农民既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又不会比别人缺少休闲时间。

同样欲解决贫富差异问题,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通过专政、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一套,这套办法与高税收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到底区别何在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均贫富的梦想最终纷纷破产?

有一个区别很少有人指出。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起初,人们对均贫富的认识不可能整齐划一,愿意贡献自己的财富来实现均贫富理想的人往往并非多数。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采取的办法是用枪杆子逼迫、以笔杆子愚弄,把均贫富放到道德与法制制高点,以均贫富的名义赋予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特权,通过剥夺大多数人,快速让人民“提高觉悟”,变成“大公无私”的“新人”,其长处是见效快,问题是人们的权利差异不但没有拉平,反而扩大,权力差异很快就将导致新的或明或暗的财富差异;而资本主义采取的办法是慢功细活,以公民的权利平等为基础,通过经济危机的教训、爱与同情的教育,通过广泛自由的辩论、讨论,使越来越多选民转变思想,直至形成社会共识,然后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主张国家二次分配的政党才能上台,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和法律才能出台。可以说,像丹麦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均贫富的努力是“渐进的”、“温和的”、“尊重民意的”,他们坚持在民主、法治、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均贫富,如此,他们的政策渐渐得到多数选民自愿自觉的支持,当政策出现问题,也不至于缺乏讨论、监督、调整的可能。

把福利资本主义的办法推向全球,为了在全球均贫富,通过全人类民主选举的办法,建立一个能担当起在全世界进行二次分配职能的世界政府,是否可能呢?

这个世界政府,将在民主、自由、法治的基本框架之内,向富人征税,然后为各国人民提供基本福利;当这样一个世界政府成立时,人类也将真正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再也没有人推卸责任,再也不会有人疯狂地争抢或疯狂地消耗了。

福利资本主义的办法好是好,但在像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让人难堪的紧迫问题是:老天给人类的时间够不够用?到什么时候,人类在这样的议题上才能自觉自愿地达成共识、协调行动呢?

我提出一个猜想,未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当全球环境问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环境问题终将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总有人会去寻求更快更简单粗暴的方法。

为我们的子孙祈祷吧。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