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批评的局限抑或时代的局限?

李鸿章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扰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

 

如果你把前朝的言官和今日时评家网络评论者议政相比,未尝没有共同之处。都是号称意见领袖,清流,特点大多是书生论政,极少有体制内的“外放”(做一方大员)。即使在体制内,多的也是研究室研究所之类的,极少有做了一任地方长官再做评论。打一个譬方,于建嵘博士可谓现在某一个方面的意见领袖,其在《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演讲中开出的药方是护宪。这种想法愿望是良好的,药方或许是幼稚的,殊不知,宪法是活的,宪法制定时的基础和现在的基础相差太大,而且,宪法中死结太多,恐怕当不起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指望人大忽然成为权力中心,必定是要全面改革选举机制,而改革选举机制,恐怕没有大的政治改革是不行的,而有大的政治改革,恐怕必定有大的政治动作,要不修改宪法也不行(甚至大修)。因此,宪法不是社会稳定的底线,社会稳定的底线,当下,仍然是军队和党。为什么军队在前面,我不敢细说。(或许对于的演讲有误解之处,换个其他人更容易说明问题,于毕竟是搞过调研的专家,某还是挺敬佩的)。

 

我当选人大代表后,在区一级人大欲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数次不和谐之后,有一个人大同事私下对我说,你不熟悉国情,最好到街道去当个主任或者书记几年,再来议政。这句话,我很听得进,只可惜,我怕永远没这种机会。当我看到李鸿章的话,深深觉得其站在那个时代位置,他说的非常有理。因为一方面国家积弱已久,而民众不知道国力不振,和谈派希望对外不要惹事,生事一次,国家次亏一次,如义和团之乱。而清流意见领袖迎合民意,一味要求对外强硬,说说容易做做难。一旦自己做事,就知道,事情不好做。再如抗战之前,谁都知道要抗战,和谈派必定被说是卖国,求战派是爱国,孰知国力羸弱,求战求和之爱国心是一致的。大家都知道国家要外争国格,这个恐怕言官和事官都是一致的,但是,不一致的是,如何争?

 

最近民族主义盛行,民主主义盛行,外争国格,内争人权,这点时评家和不少事官或许目的也是一致的(当然,外争国权都是一致的,内争人权或许并不一致!),差别是,该如何争?回到李鸿章的时代,上有颟顸的朝廷,下有未开化的愚民,中间有能说会道的言官,做的实事确实不易。这是一个实然的世界,而不是应然的天堂。应然当然也要说的,毕竟没有这种应然的压力,我们永远呆在实然的世界,不会有进步。但是,说应然时要建立在对当下的现实有同情的理解基础上,不然,批评就谈不到点子上。

 

李鸿章的批评有高明之处,也有局限之处,其局限不是个人的局限,恐怕是时代、地域的局限。放在欧洲美国,这种言论没有市场,在其他地方则不然,归根结底是制度、人的因素。任何人都脱离不了时代、地域,我们的发言,恐怕不能如某作家说的,早生了500年。恐怕早50年都不行。

 

做时评,发言论时,恐怕我们谈了应该如何后,还该说说如何到达应该的路径(不让说的除外)。这是对我自己的警示,也希望对同行者提供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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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9日, 11:5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